心理咨询室挤满大学生

（原标题：心理咨询室挤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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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刘晓诺 实习记者 田韫莘 吴育彤

张涵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辅导员，同时也是学院的心理专员，过去八年，每年她都会遇到有自杀意图的学生。2025年，她管理的200多名学生中就有7名提过自杀，考试不理想、失恋、室友矛盾等都可能让部分学生产生自杀念头。

在2025年年终述职时，她看到学校心理中心的PPT上写着学生心理咨询量同比增长了60%。

不仅是这所学校，在经济观察报采访的多所高校，学生的心理咨询需求在过去几年均有大幅增长。江苏一所重点高校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心理咨询量比2019年增长了30%左右，显著高于学校招生人数的增长比例。 

室友矛盾找警察

张涵常常为学生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感到惊讶。每学期都会有学生向她提出调换宿舍，原因常常是室友间不协调的生活习惯，但当张涵问及“你是否告诉对方你的期望”，学生往往回答“没有，不知怎么开口”。

她观察到，学生们在宿舍里几乎都会拉上床帘，帘子里的人不知外面的人是否准备打游戏，外面的人不知帘子里的人是否在睡觉、会不会被吵到，彼此不沟通全靠猜。发生矛盾后，学生间无法自行解决，只能要求辅导员调换宿舍。

更让她不解的是，如果调换宿舍的诉求没有得到立刻解决，不少学生的解决方式是直接报警。面对这样的问题，警察往往也很无奈。

还有比报警更极端的情况。因宿舍调换未能立刻解决，一名学生情急之下致电学院领导并以言语威胁，在未得到立即答复后，该学生情绪激动，竟试图跳楼。

在显性冲突之外，更多的学生难以找到与同学、朋友舒适相处的方法。

郑飞在北京一所985高校连读了本硕。2023年，郑飞开始读研一，他发现自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除了上课以外几乎记不住别的事情。渐渐地，他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轻轻掐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呼吸不畅。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出现躯体化症状。

2024年春天，郑飞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郑飞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

读研后，郑飞与同学小林谈了恋爱。两人都读人文学科，很聊得来。但小林成绩极好，在豆瓣标记看过近2000部电影、三四百本书，每本书都会写长评，而郑飞只看了百十来本书。小林性格也更外露张扬，更敢表达，郑飞则更内敛。小林一做课堂报告，郑飞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在私下聊天时，郑飞也会感到压力。

高中时，郑飞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他是班上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好友。第二名非常活跃，上课会大声回答问题，但郑飞习惯闷头做题。郑飞心中有些嫉妒，又不愿受到影响，就告诉自己不要去听、不要受影响，结果“越不想听，就越会去听”。

这两位同辈的外向性格，都让郑飞感到“边界感被侵犯了”。他甚至产生了被威胁感：“他们都有点想扮演权威，会凌驾于我，好像他们的自我很大，会把我的自我压扁，我会觉得凭什么。”

这样的同辈压力，也出现在张涵组织的学生同辈访谈中。张涵发现学生们一方面很自大，觉得自己很行，另一方面又很自卑，看到其他同学比自己有钱、绩点高、拿更多奖项时，学生们会直接用“嫉妒”这个词，同时感到自卑。

在6次咨询中，咨询师逐渐陪伴郑飞拆解开那些使他感到不舒服的细小的感受，并为他指出大概的原因。咨询师认为郑飞还不够认可自己，自我价值表现非常低。

有时那位咨询师会给郑飞下一些结论，比如“请你相信，你需要认可自己”，并随即追问郑飞：“当我这样说，你的感受是怎样的？”郑飞很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他这样问让我很有安全感，我感到可以敞开心扉。此前很少有人能这样陪我去探索。”

现在的郑飞已几乎摆脱那些困扰。他逐渐领悟到“就算是再亲密的朋友或对象，在心理上都要保持一定距离”。养成了这样的心态以后，他和小林的关系更融洽了。

郑飞很感谢这段咨询。“即使咨询师的答案不完全是我真正需要的，我现在还时常能想起在那个狭小的空间，我被完全地尊重，渐渐打开自己。他给了我一个去努力探索的方向，逐渐地把自己的信心、认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我也看到了两个人对话时互相尊重的范例。”

带病进大学

“大多数学生的问题来自未成年时期，基础教育中缺乏对人的关注，当然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家长也在卷孩子，整体氛围导致很多孩子的人际支持不足。”在江苏一所重点高校心理中心负责人看来，整个社会太强调成绩，让教育偏离了应有的方向。

在张涵的班级里，有不少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她发现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学生背后往往都有“虎爸虎妈”，这些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家长的极高要求患了病，带病进了大学。

陈羽和她的咨询师也发现了这个症结。

陈羽是一所985大学的研三学生，2023年读研后，陈羽就有记忆力衰退、做噩梦、语言组织能力退化等问题。2024年底，陈羽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症和焦虑症。

陈羽有时会自我否定，咨询师认为陈羽对自己要求很高，因为她从小到大都被人严苛地审视、经常被责怪，所以她总是鞭策自己赶紧把事情做好，否则可能会受到惩罚。

陈羽是长女，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家里，她不得不做各种意义上的榜样，“我是家里最省钱的孩子，成绩也最好，但如果我说我不想读博，或者我打游戏，他们就会否定我，什么事情都会扯到我是老大上，我从来没感受过家庭的支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家庭暴力。初中时，有次陈羽吃着早餐，父亲一直在骂她，她难以忍受，重重放下饭碗，准备去上学。父亲抄起扫帚就打她的腿和头，直到硬生生把铁杆打断。陈羽的腿疼了一个月。她不想回家了，母亲不同意，还让她给父亲道歉：“你不应该对长辈摔碗。”

“你能想象你10岁的样子吗？那是一个正在路边哭泣的小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陪伴这个小孩。你可以对她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任务没完成，会有很可怕的后果’。你可以抱抱她，拉起她的手，告诉她其实没关系。”咨询师让陈羽想象，其实她的身体里住着很多这样的小孩子，她们有不同的需求，各自代表着陈羽内心的某种情绪。

现在面对焦虑时，陈羽也会想象有一个10岁的小孩对她说：“你快做事呀，不然就完了！”陈羽学会了和那个小孩商量：“我理解她的焦虑也是为我好，但那个小孩的指令和担忧可能都是不准确的，比如灾难化的后果可能不会到来。那我可以和她精确地商量，比如今天就写500字，先玩一下，一会就去写，行不行？”

她也从咨询师那里感受到此前几乎从未体会过的温暖。因为压力太大，2024年，陈羽开始大量抽烟，2025年底，她成功戒烟了，咨询师为她感到很开心。这种态度和母亲的态度完全相反，当陈羽母亲得知她抽烟后十分震惊，崩溃大哭，“她流露了出超强的厌恶，觉得我怎么变成这样”。咨询师告诉她，“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我女儿这样，我只会很心疼她”。

咨询师紧缺

学生心理咨询需求的增长，让不少高校的资源供给面临压力。

在上述江苏重点高校，2019年时就出现了心理咨询资源紧张的情形。心理困扰不严重的学生预约排队有时需要一个月左右。2020年后这所学校增加了专职咨询师人数，并在校内外招聘了多名兼职咨询师，但仍面临专业人员紧缺的情况。

“现在心理困扰不严重的同学可以在10天内接受正式咨询。”该校心理中心负责人介绍，但仍然无法实现“零等待”。学校为此开通了“初始访谈”，让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受一个较短的会谈，提供心理支持。

艾莉在北京的多所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已有十几年时间。她记得，起初一个学校的兼职咨询师可能有七八人，现在有20多名。其中一所学校十几年前只有五六间咨询室，每天都会有些空闲时段；现在10―12间咨询室，每天都会约满。

上述江苏重点高校心理中心负责人提到，现在学生的心理问题严重程度在变高，不是所有的兼职咨询师都能应付严重的心理问题。在他所在的城市，优秀的兼职咨询师资源不如北京、上海丰富，专业胜任力较高的咨询师重金难求。

按照2023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目前还有部分学校未达到要求。在张涵所在学校，由于专职心理咨询师缺乏，很多工作落在了学院心理专员身上，但这些心理专员常常身兼多职，心理工作负担较重，且没有额外报酬。

保密与上报

优质且专业的心理咨询资源仍然短缺，有些学生接触到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反而对学校产生不信任的情绪。

陈羽本科就读于一所211院校。2022年春天，她读大三，学校下发了一份心理调查问卷，她记得问卷上写了会保密，于是如实填写了自己的状态。过了几天，她收到辅导员通知，让她去单独做一份评估。

去做评估时，她看到了好几个同班同学，觉得很尴尬。现场的老师态度很差，问了几十个问题，比如“你最近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感到更加抑郁”。陈羽有时感到难以直接回答，想解释下自己的感受，老师就会严厉地打断：“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否’。”

评估持续了20多分钟，陈羽觉得像是被审问。这种不适的感受让她无法信任这所学校的心理咨询，直到读研换了新学校后，她才开始寻求校内心理咨询的帮助。

阿文是东部一所理工院校的专职咨询师。他告诉经济观察报，在他们学校做心理咨询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明确了保密原则，以及保密突破的四条原则，即：存在严重自伤或伤人风险、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未成年人或老年人受到侵害时，以及有法律的强制要求。

然而，在实际工作时，许多同行建议如果学生去精神科就诊或者服药时也要保密突破。阿文刚工作时，遇到一名被诊断为抑郁症且正在服药的学生，并不属于保密突破的情形。督导建议他告知辅导员，阿文当时也担心这名学生会带来潜在风险，于是照做了。过了很久，那名学生因为心理访谈重新和阿文见面，说这件事让他很受伤害，无法再信任学校。阿文道歉并和学生沟通，但仍感到很内疚。

现在阿文遇到他认为有必要突破保密原则的情况时，会先和学生沟通，征得学生的同意，否则，仍按四条原则严格保密。

上述江苏重点高校心理中心负责人介绍，大多数辅导员知晓学生接受心理咨询，往往是因为学生存在较高风险，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他所在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与学生沟通，讨论是否要告诉重要的人（如父母、辅导员），由学生自己选择。一般不会不经沟通就直接告知。

他表示，《精神卫生法》也有相关规定，监护人有权知情。如果不告知，可能存在法律风险。 “不排除个别学校或咨询师违背伦理，但大多数情况下，核心目的不是告知别人以免责，而是希望有更多人帮助、保护学生，尤其是存在自杀风险时，需要一个支持网络来维护安全。”

最普通的学生也应被关心

在上述心理中心负责人看来，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本不在大学，而在基础教育和社会氛围。“大多数学生不是在大学才出现问题，只不过在大学表现出来而已。很多学生即使不出问题，也缺乏活力、兴趣，对人生意义没有追求。”

他认为，整体氛围对人的关心不足，尤其是对成绩普通的学生。他提到，清华大学设立有“最普通奖”，这是好的尝试，引导大家关注普通的群体，关注人本身。

除了成绩之外，学生还有很多需要发展的能力，例如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防治心理问题。这位负责人介绍，丹尼尔・戈尔曼在1995年写《情商》时就提出要大力提倡青年一代培养情商，认为情商是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智商只占20%。

“但现在的教育很少关心情商，更多还是关注智商，甚至只是关注知识（不等于智商）。”他观察到，很多前来咨询的学生人际能力弱，难以建立良好关系，甚至出现“社恐”。

张涵也发现，有一批学生经历了长期居家隔离，线下社交能力弱，更依赖网络解决问题，换位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遇到困难容易内耗。“比如做旅行攻略，以前会问同学，现在用携程AI或小红书，能不张嘴就不张嘴。”

在艾莉看来，学生愿意接受心理咨询是一种进步。

十多年前，学生就算有很多困难、甚至需要医生的治疗，也会介意去医院精神科，咨询师需要做很多工作，告诉学生去医院就诊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减少，在她兼职的一所学校，曾去医院就诊、带着情绪情感障碍诊断再来学校做心理咨询的学生，比五年前明显变多了。

她感到，现在人们对心理和精神类问题接纳度变高了，更愿意去更好地照顾自己。“社会整体在进步，在一个更文明的社会，我们对幸福、对生命的感受的要求也在提升。现在我们面临的常常不是关于生存的议题，而是关于怎样找到生命的丰盈感、怎样能让自己的生命感觉更快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