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博物馆：汉代长城上的日常生活丨从长安到敦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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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甘肃简牍博物馆：汉代长城上的日常生活丨从长安到敦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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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君度 诸君可知，司马迁如何写出“通古今之变”的不朽名篇《史记》？据他自己说，年少时遍游大江南北，调查古代遗迹和传说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实地考察，才能有对历史洞彻的了解。2024年10月，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西北考察之行。虽非司马迁式的周游历览，但在短短8天的行程里，乘火车穿过沙漠，坐飞机翻越雪山，漫步于汉代长城下，到访西安、宝鸡、兰州、敦煌、武威这五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寻觅伟大的历史遗迹，在周秦汉唐的漫长时空里看见文明。“西北行记”系列是记录，也是一次邀请，欢迎诸君携诗酒书剑，随我开启这场穿越古今的壮游！
西汉神爵元年（前61）深秋，征讨先零羌的主帅、年届七旬的老将赵充国在军营中上书，给远在长安的汉宣帝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时战事已趋于平稳，被先零羌裹挟的其他羌族部落陆续归降，所以赵将军决定采取屯田之策，对先零残余势力形成威慑，迫使他们内部瓦解，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位当过水衡都尉（主管皇室财政）的将军算了一笔明白账：
目前军队所需粮草：粮食199630斛；盐1693斛；饲养牲畜的茭草250286石。
屯田步兵10281人计需：粮食27363斛；盐308斛；春天可放牧，不需运送茭草；修缮营垒所需木材，已砍伐6万多枚，足够使用。
汉代“干饭木简”与风干肉（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读完这份奏疏，宣帝无奈地苦笑一声，这位老将军总是这么精打细算、为国分忧，几次讨论下来，最开始反对赵将军的大臣最终都接受了他的意见，谁能不被这些精确的数据说服呢？但是，当赵充国在金城郡前线草拟奏文时，一支精锐的河西骑兵正由破羌将军辛武贤率领，沿高平道开赴战场。宣帝大笔一挥，做了两手准备，同意赵充国率部屯田，已在路上的破羌将军部队单独出击。
被遣散的骑兵刚刚经过，各驿站又紧张地准备迎接新来的部队，一批批士兵和物资车队在河西的大道上往来不息。从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指挥两次河西之战算起，直到东汉灭亡，汉王朝在西北地区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等郡，经营河西走廊三百余年，无数动人的故事在此发生，而史书给我们留下的，不过是其中一些王侯将相的功绩。
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中掘获数千枚珍贵的汉简。1930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发掘出5000多枚汉简。从此进入西北汉简考古发现的辉煌时期，居延新简、地湾汉简、额济纳汉简、悬泉汉简等一大批简牍资料。其中主要是屯戍官兵、官方驿站的文书档案，亦出土不少私人信件，为我们呈现了汉代长城上普通士兵的生活、河西社会的人间百态。那些鲜活的生命不再是赵充国笔下的数字，变成我们与之一脉相承、充满故事的古人。
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的西汉麻纸，其上墨书“陵”写给“君夫人”的书信（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两千多年后，当我们乘坐的高铁从宝鸡开向兰州时，我的心情和初次前往河西屯戍的汉代士兵一样忐忑而好奇。这趟翻越陇山、深入沙漠的旅途会遭遇哪些故事？明天要参观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中，那些记录了汉代人悲欢离合的汉简会是什么样的呢？
漫漫戍边路
今天的宝兰高铁经天水、秦安、定西抵兰州，沿途穿越黄土沟壑梁峁区，工程建设难度颇高，所以直到2017年才首次通车。车自宝鸡开行，起初一段经过许多隧道，山不高而十分陡峭，林木葱郁，与西（安）成（都）高铁沿线的秦岭风光相似。进入天水市区所在的渭河谷地后，眼界豁然开朗，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其间分布着星星点点的窑洞，有的人家门口栽一两株小树，秋日红叶簌簌，分外鲜明。浑浊的渭河蜿蜒曲折，滋养着两岸丰沛的水草。傍晚天忽放晴，金光灿烂的晚霞在丘陵上绵延铺展，煞是好看。过秦安以北，山势又险峻起来，暮色渐浓，到兰州还有一小时车程，遇到这种时候，汉代前往长城戍边的将士应该已经投宿驿站，或者扎营休整了吧。
汉代人穿的皮鞋和麻鞋
汉代中原与河西交通的大道并不取天水一线，而是走更北边的安定郡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史称“高平道”。这条古道从长安北行，经高平至媪围（今甘肃景泰县），渡过黄河而入武威郡地界，里程较近。汉武帝元鼎五年巡狩，就曾取道高平“西临祖厉河而还”。
汉代河西驿道示意图（摘自黄学超《悬泉里程简所见河西驿道与政区再议》）
汉代在重要道路沿线都设有官方驿站，包括为官员提供食宿的“传舍”和传递文书（并招待过往官吏）的“邮”“置”等机构。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家发掘了汉代悬泉置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座完整古代驿站，其中更是出土了两万多枚汉简，为汉代丝绸之路、中西交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一枚《驿置道里簿》简，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居延道里簿》可以衔接互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敦煌的邮驿交通图，这为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佐证。
悬泉汉简《驿置道里簿》（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据汉简记载，敦煌悬泉置到安定高平3151汉里，约合1310公里。今天坐高铁只需几小时的路程，汉代戍卒们却要走好几个月。不过好在是光荣的国防任务，各级官府都会高度重视，一路上有军官带队，驻防地所属郡县还会派人提前接应，住宿、物资都不成问题。例如悬泉汉简Ⅱ90DXT0114④:374是一道甘露元年（前53）敦煌郡效谷县下发的公文要求为接待破羌将军的部队做好准备，县府特意调拨米、肉、饴（用麦芽制成的糖）、枣、假吏、甲卒、牛车等人力物力，尽一切可能让将士们吃饱喝足。
这些新兵们第一次来到边陲，难免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发生一些开小差的行为。为此，丞相府还曾专门下达命令，要求各郡太守亲自“迎卒受兵，谨掖檠持，与将卒长吏相助至署所，毋令卒得擅道用弩射禽兽、斗”（居延新简EPT53:63），意思是士兵们撒欢儿可以，但地方首长和带队军官要多加看管，别让他们擅自在路上用弩这样的军事装备射猎鸟兽、打架斗殴。
在汉代，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戍边呢？法律规定，“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满23岁的男性称为正卒，有服役义务。所有成年男子都要“戍边三日”，即便是丞相之子也不能豁免，但路途遥远，花在路上的时间会远远超过服役时间，所以那些不愿戍边的人就可以交钱给官府，由官府雇佣愿意当兵的人前往。
居延汉简170・2记载，一位名叫成更的弘农郡戍卒雇佣同乡赵勋替自己服役，谈妥价钱二万九千，在当时可以买到五匹马，实在是一笔巨款。而且当兵不光能获得工资，还可以按时领取口粮、官方配发的衣物，对贫家子弟来说，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汉代毛毡和草席
肩水金关（位于甘肃金塔县的汉代关城）汉简里有一封“歆”写给“子侯”、“君壮”两位朋友的书信，提到官府正在招募当过兵的人以及良家子弟入伍，邀请歆参加，许诺丰厚的薪酬，但他担心被派驻到别的郡去，所以十分犹豫。这封简短的信件，透露出汉代人对当兵戍边这件事的看法。
肩水金关73EJT24:11《歆致子侯、君壮书》
中国古代社会安土重迁，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走出家乡，相对而言，那些在和平年代戍守西北边塞的士兵们是幸运的。自颍川、河东、魏郡等等中原地区的农家子弟，初次踏上长达数千里的远行，感叹大漠孤烟的奇绝，见识河西都会的繁华，这些经历恐怕会成为他们日后引以为傲的谈资。
眼下我们刚刚到达兰州，汉代金城郡金城县所在，离汉长城还很远，遑论参观戍卒们留下的生活遗迹。这干旱的黄土高原居然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秋雨，人行道积水很深。我们淋着雨，拖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酒店。放好行李，坐在窗前，我脑海里盘旋着古代士兵们的戍边之路，提笔写下一首《出塞・代戍边卒作》：
发车登陇坂，西去金城中。
秋雨崆峒暗，清波霜叶红。
结营射虎谷，图霸绵诸戎。
稼穑诚辛苦，颇思御侮功。
长城上的守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着开馆时间到了甘肃简牍博物馆，接待我们的是整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肖老师。之前常在学术期刊上见到他颇有古风的名字，以为会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没想到他本人却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儒雅随和而又不失幽默。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2023年首次开放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了西北地区出土的近4万枚简牍，以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丝绸、动植物标本等文物1万余件，有“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个基本陈列。据说在展的简牍几乎都是肖老师亲手挑选的，所以他不仅对馆藏文物如数家珍，还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小故事。
“简述丝路”展厅
在肖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第一个展厅“简牍时代”。据考证，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以竹简、木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可称为“简牍时代”，这个时期从殷商一直到魏晋，持续了两千多年。目前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简牍是湖北曾侯乙墓竹简，约为战国早期之物。汉代是简牍时代最后的辉煌时期，上至皇帝诏书、官府命令，下到私人书信、民间账簿，基本都使用简牍来书写，《岳麓秦简》等资料中甚至有专门规定简牍形制的法律。
汉代西北边塞的书写材料自然也不例外，考古学家在敦煌、居延等地区的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了大批形制各异的简牍，为我们揭示了汉家将士守卫长城的工作日常。
汉代的护照――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四月吏民出入关致
一般印象里以为连绵不断的秦汉长城固若金汤，把北方游牧民族阻挡在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秦汉长城大多利用自然地形修筑，时断时续，夯土城墙（汉简叫“塞墙”）也不如明长城那般坚固高耸。在和平年代，万里长城上的戍卒规模很小，赵充国的奏书就提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平均下来一里还不到一个人，要让这点人去和匈奴大军抗衡，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那么长城究竟起什么作用呢？
敦煌马圈湾汉代长城
汉代长城是由塞墙、天田、烽燧、关城等建筑共同组成的综合防御体系，像居延这种经常遭受匈奴侵袭的区域，每隔0.5～2公里就有一座烽燧，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夯筑的墩台，其下是士兵居住的房屋，有时周围还环以坞墙，增强防御。驻扎在烽燧里的士兵最重要的任务是施放烽号，若有敌人来袭，要侦察清楚对方数量和方位等敌情，然后按有关规章发出预警信号，邻近的烽燧接续传递，将警报迅速传到太守和都尉府。这样一来，长城内的城池提前做好防御，主力部队也有足够的时间来集结，匈奴大军无法达成突袭目的，自然会放弃大举进攻，即便敌军最终发动攻击，我方也能减少损失。
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张掖都尉�ば牛ㄕ乓炊嘉臼钦乒苷乓纯さ胤骄�队的高级军官，�ば胖饕�用于传信、启闭城门）
电视剧和文学作品里有不少对古代烽火的描写，在茫茫戈壁中，视线相当开阔，但要达到迅速传递情报的效果，显然放一把狼烟是不够的。汉代人发明了一套完整的烽号系统，白天光线好，可以在墩台的长竿上升起“烽”和“表”，这类信号物通常用色彩鲜艳的布帛制成，容易辨识。夜间用火光来预警更有效，戍卒们用芦苇扎成被叫做“苣”的火把，通过点燃不同数量的苣火来报平安或传递军情。有的烽燧外还用柴草、沙土堆出若干个巨大的“积薪”，遇到大批敌军来袭时，就点燃积薪，通过浓烈的烟柱来发出警报。
汉代边塞的火把――苣
为了提高情报传递的精确性，官府会定期颁布称为“烽火品”的密码本。比如居延新简里有一份《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地区根据不同敌情发出不同警报信号的规定，细致区分了匈奴来犯人数多寡，进攻位置等情况，规定了相应焚烧积薪、举离合苣火等示警办法，对研究汉代边塞的烽火报警系统具有重要价值。
居延新简《塞上烽火品约》（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幸好这种需要施放烽火的紧急情况并不多见，平时，驻扎在烽燧里的戍卒们有一项更常规的任务――巡视边境，这是他们每天必须按时打卡的工作，汉简中又叫“日迹”。和今天的边防官兵类似，汉代戍边吏卒要沿着“天田”巡视，若发现有人马擅自穿过的足迹就及时上报。为了保证日迹工作不流于形式，士兵会携带一枚木质凭证“日迹��（筹）”，这是一件小巧的四面长方体木块，上面书写各烽燧的番号。遇到邻近的巡视吏卒后，双方互换各自的日迹��完成交接。想不到汉代人也会为每天的“打卡”发愁不已。
�U北亭卒日迹��（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对了，这里有个好玩儿的。”正在讲解的肖老师忽然蹲下身，指着展板下方的一排木桩向我们介绍，木桩由上下两根粗麻绳串起来，绳上系着几枚模仿汉简的签牌，写有“毋阑越天田”“柃柱”等字样。“天田”听起来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其实是由人工铺就的平整沙地，若有人畜通过，就会留下足迹。戍卒们要经常平整这些沙田，如《敦煌汉简》1714记载“六人画沙中天田六里”，平均每人要平整一里的天田，这种沙漠人工景观，与日本园林的枯山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和加强防护，沿着天田会用绳子拉起一道警戒线，称为“悬索”，用埋设的木桩――“柃柱”进行固定，其功能相当于现代国境线上的铁丝网。
悬索与柃柱
肖老师说，在戈壁中巡逻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辛苦，有汉简就提到某位戍卒因长时间巡视天田而中暑，头晕目眩，结果漏过了一名偷渡者的踪迹，遭到处罚。
为了保障边陲地区的烽燧与内地的信息沟通，戍卒们经常要进行一个大家在中小学时都做过的活动――办板报。汉代重要的法令和官方文件要“扁书”“大扁”，也就是用大字写在简册上并悬挂在显眼处，或直接在外墙表面抄写有关内容，以便士兵和百姓都能随时阅读、学习。这样，许多重要的政策能及时传递到最基层，保证了中央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和凝聚力。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就是这类活动的实例。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环保法”，颁布于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原本写在敦煌郡悬泉置的墙壁上，后剥落倒塌，经考古学家修复提取，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定为国宝级文物，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展出。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局部
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写有以摄政的太皇太后名义颁行五十条法令，按照当时流行的月令学说，详细规定了每月与物候相应的禁忌，如孟春月令诏条在“禁止伐木”下有解释性说明文字：“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者。”尾部有大字墨书自题“使者和中（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说明这是由中央政府派专人督查的全国性法条。这一珍贵文物，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对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
西汉晚期气候变化剧烈，天灾频发。《月令诏条》的颁行，体现了统治者对环境变化和民生的关切。有证据表明，这些法令至少在书面上得到了很严格的执行，从颁布之时一直到东汉初年，西北边塞的各级屯戍单位要定期向上级汇报有无“犯四时禁者”。
建武四年（公元28年）甲渠候汇报“四时禁令”执行情况的上行文书
沙海客民
与瀚海黄沙作伴的戍边生活，有时并不枯燥，汉代吏卒们的日常活动相当丰富。汉代普通农民识字率不高，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边塞各级屯戍单位经常需要处理、传送文书，还要熟记各种军事条例，这就要求戍卒们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读写能力，因此烽燧便成了他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绝佳场所。他们学习的课本范围很广，主要有《苍颉篇》《急就篇》等字书，诏书、府书等公文以及一些儒家典籍。
西汉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篇》开头说“急就奇觚与众异”，所谓“觚”是一种削成多面体的木条，可以多面书写文字。老师把教材内容用工整的隶书写在上面，交给学生作课本使用，有的顶端还穿绳悬挂起来，学生抄完一行，就拨到下一面继续学习。这种木觚容字多、制作方便，有的练习者也直接在觚上习字。甘肃简牍博物馆就收藏了一枚写有《苍颉篇》的习字木觚，内容是“焦党陶圣，陈谷魏婴，程颀�推剑�梁贤尹宽，荣雍尚”等人名，四字一句，其中有不少姓和名字在汉代很常见，戍卒们学习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课本，态度一定更加积极。
三种性质不同的简牍：《苍颉篇》习字木觚（左）、写有公文的木两行（中）、系在军事装备上的签牌（右）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汉代气候整体比现在更加温暖。今天的额济纳河（古称弱水、流沙河）下游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内陆湖泊――居延泽。这一带原先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吸引了匈奴部落来此放牧。后来汉武帝时出兵河西大破匈奴，使强弩都尉陆博德筑居延塞，从此居延成为汉朝西北屯戍、防御匈奴的重要据点。在弱水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汉代吏卒开凿了密集的灌溉水渠，开展农牧业，居延泽孕育的丰富水产资源又给渔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汉代西北边塞，在普通百姓与戍卒们的努力下，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
尽管事先有了这些历史知识，但亲眼看到“塞上人家”展厅里的汉代渔网时，我还是难掩心中的激动，趴在玻璃柜上想看个仔细。经历了数千年岁月洗礼，这张渔网已经略显残破，网眼比较大，当时能够捕捞到的鱼个头想必不小。转过头，对面角落里挂着一张完好的渔网，上面还放了几只塑料鱼模型，童趣盎然。
汉代渔网
肖老师见我们纷纷注意到这张现代渔网，就一边笑一边解释。原来这张渔网竟然是他自己的！肖老师说，他以前在成都当老师那会儿，一到放假自己既不爱打麻将又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唯一的乐趣就是租条小木船到附近河里打鱼。这张渔网一直保留在家，这次开馆要展出汉代渔网，为了做一个古今对比，就把自己的收藏贡献出来了。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打听肖老师的籍贯，答云“四川金堂”。我高兴地说自己和江流夜都是四川人，跟肖老师您算是同乡。我们用四川话聊了会儿家常，想不到在离家数千里的金城能听到熟悉的方音，各自都有“乍听乡音真是归”的感慨。
在汉代西北边塞，也有不少背井离乡迁居至此的百姓，称为“客民”。从居延泽打捞上来的鱼有时遇到丰收，难以就地售卖，毕竟各烽燧驻扎的士兵和周围屯垦的民众人数不算多，消费市场有限，这时长途贸易就成了消化存货、开拓新市场的最好选择。东汉初年，一位驻扎在此的军官甲渠候（候是甲渠候官这一军事单位的首长，级别相当于县令）粟君雇了客民寇恩替他销售5000头鱼，约定以一头牛、27石谷物作工价，但需卖够40万钱才能拿到报酬。
甲渠候官的档案室复原
寇恩辛辛苦苦把鱼拉到数百里外的郡治�（lù）得县去贩卖，没想到鱼价甚贱，买完所有鱼一合计，离40万还差很远。寇恩不得已把牛卖掉，加上卖鱼的钱一共32万交给粟君的妻子。结果粟君向县廷告状，声称寇恩还欠他一头牛、8万钱。赶大车的寇恩据理力争，认为自己一路为粟君的妻子购买生活物资，儿子寇钦又为粟君捕鱼三个多月，工钱早就超过了8万，那头牛本是自己的报酬，不存在赔偿的问题。最终，县廷裁定粟君“政不直”，驳回了他的诉状，保护了寇恩的合法权益。
木牛车模型
有关文书汇总成《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发还给了粟君，上世纪70年代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从寇恩本人的口述到卷宗签牌都完整保留下来了，十分珍贵。这桩案件是古代司法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
汉代人沿弱水流域修筑长城烽燧，活动频繁，免不了和其他沙漠中的动物发生接触。今天甘肃的沙漠戈壁中栖息着数量众多的野骆驼，汉代士兵们的戍边生活中也经常见到这种动物的踪迹。
居延汉简229・1+229・2是一件由野骆驼引发的债务纠纷。一位名叫张宗的男子骑了驿置的马来到收虏隧，探视生病的哥哥。某天，张宗见到塞外沙漠里有野骆驼出没，便央求隧长赵宣骑着他的马去捉一头回来。成年野骆驼奔跑速度惊人，时速能达到40～60公里，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追不上的。可是赵宣拗他不过，不得已骑上马冲出烽燧，跟在骆驼后面追了30多里地，才终于套到一头野骆驼。
居延汉简229・1+229・2（台北“中研院”�v史�Z言研究所藏）
驿马由于在沙漠中长途奔袭十分劳累，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倒毙，这下张宗又赖上赵宣了，认为这匹马是公家财产，要赔偿7000钱。赵宣只肯用野骆驼抵债，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张宗将此事状告肩水都尉府，从赵宣的工资里扣掉马价，可怜的赵宣平白多出一头骆驼要养，还丢掉了几个月的薪水。
汉代铜马
当我随口讲起这则故事，肖老师马上接着话茬说，馆里还真有一个单元展示这桩奇案。过一会儿我们就来到那幅展板前，上面画着一位骑马的汉代军官，身着红色袍服，身披皮甲，英姿飒爽，远处沙漠中隐约有一奔跑的棕色身影，不知赵宣还要多久才能追上它？不光如此，展厅出口处竟然摆着一头真的骆驼标本。据肖老师介绍，这是他同事自己家养的骆驼，死了以后就做成标本捐给馆里。
现代骆驼标本
参观结束后，肖老师请我们到顶楼的咖啡馆喝文创咖啡，咖啡拉花是用汉简字体设计的，有“永年”等各种汉代吉语款式可选，独具特色，大家纷纷对此赞不绝口。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咖啡
临行前，我加了肖老师的微信，他指着自己网名说，来兰州以后起的“沙海客民”，寓意客居西北沙漠之人。我忽然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些从中原来到河西的戍卒和百姓，不也正是“沙海客民”吗？肖老师的研究侧重汉代河西社会生活，他之所以在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对汉简里的故事了如指掌，正在于他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与古人并没有什么距离感，才能真正了解汉代人的起居日常、精神世界。
告别了肖老师和简牍里的“沙海客民”，我们前往兰州中川机场，准备飞往汉代长城烽燧线的最西端、玉门关所在地――敦煌。
图片 ｜ 黄君度、文狸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