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代孕不是身体权的自决
（原标题：商业代孕不是身体权的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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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曝光了一起令人震惊的非法代孕案件。一名17岁的未成年少女为50岁的江西籍男子代孕，于今年2月在中山市产下双胞胎。据曝光的代孕协议，该男子通过中介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支付总金额近百万元以获取“指定双胎”服务。经医学记录推算，少女在2023年接受胚胎植入手术时年仅16周岁。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广州市卫健委等多部门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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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是典型的商业代孕，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我国对于任何形式的代孕均持否定立场，这不仅源于原卫生部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的明文禁令，更在于其涉及婚姻家庭关系、女性尊严、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基本问题。近十年，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涉及代孕问题，比如“允许合法代孕、打击非法代孕、取缔黑市代孕”，但我国禁止代孕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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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间寻求代孕的需求却从未停止，非法实施代孕、组织代孕的事件时见报端，本案更凸显了代孕市场的野蛮生长以及其对于一个17岁少女的物化和伤害。不管对价如何，代孕显然践踏了女性尊严。在这背后，可能还伴随着买卖和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行为，甚至会引发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遗弃、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违法犯罪。这也是本案为何由打拐志愿者举报的原因。
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可以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展开。从行政责任角度，根据上述《管理办法》，对于医疗机构和相关人员，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涉及非医疗机构、非法行医的人员，则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停业、没收并处罚款；非法行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另外，此案还涉及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对此有兜底处罚规定，公诉机关还可以进行公益诉讼。
从民事责任角度，此类代孕合同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合同。但在孩子已经出生的情况下，孩子到底是谁的？如何体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司法实践中已经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确权案件。
最后涉及公众最关心的刑事责任――能不能用刑法打击那些组织和提供技术、资源的人？答案可能并不让人满意。因为除非涉及拘禁、伤害、遗弃、拐卖、非法行医等犯罪，组织商业代孕很难对应一个准确的罪名，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的表述。那么，能不能用非法经营罪入罪呢？此罪保护的是市场经济秩序，而商业代孕危害的并非市场秩序，而是人格尊严伦理以及公共卫生秩序，并不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因此，目前的刑事追责可能不足以对这些利益群体形成有力威慑，尚待相关部门发布代孕的民行刑衔接典型案例以提供指引，破解代孕的法律适用困境。
以上是对于代孕法律责任的论述。行文至此，我们还有必要讨论辅助生殖技术的滥用问题：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家庭或男女，国家当然应该提供更多合法、安全、有效的辅助生育途径和支持服务，但商业代孕是否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是否可以基于身体自决和维护生育自由的前提，放任对女性的物化？更何况，在本案中出现了对于未成年人的残酷剥削，涉事人员的道德溃败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本案的实质是，五十岁的男子租用少女的子宫，购买其身体一定时期内的自主性和自尊性。表面上看女性自愿使自己成为“生殖工具”，并收获一定的对价，委托者仅因不孕不育甚至是不想承受辛苦而委托她人代自己生育，并根据年龄、健康、外貌、文化程度等标准对其“明码标价”。这是个人的自由吗？还是不伤害他人的利益交换？康德认为，人当然有工具性的效用，但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和工具。商业代孕体现的是一种对女性乃至儿童的“物化”，这不是对身体权的正当行使，相反其会导致对身体的剥削和对自由的压榨。
令人愤怒且悲哀的是，打拐者披露的细节中，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完全是以“非人”的态度描述这位生育了双胞胎的17岁少女，在他眼里，她不是人，只是一个被使用的子宫、一个健康的容器。我们的法律绝对不会倡导或默许这样的生殖技术滥用，在人的身体自决权之前还有人的尊严这一基本底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