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中全会 | 盛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平衡好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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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聚焦四中全会 | 盛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平衡好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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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十五五”规划作为2035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五年规划，重要性不言而喻。公报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来描述“十五五”时期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作用，既要“质的有效提升”，也要“量的合理增长”。可见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国家对经济增速也有一定要求，未来十年仍需保持年均4.5%以上的增速。这是根据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简单测算的。因为我们“两步走”的目标明确了，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报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表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已经进入纵深阶段。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抓手是发展好生产性服务业。2024年我在《文汇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30%，与美国的差距明显，尤其是高附加值行业（比如研发、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等）。尽管美国制造业占比低（只有10%左右），但其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是很高的（占美国GDP的47.5%），是美国服务业的“大头”。生产性服务业占比高，对制造业的帮助和促进是很大的。在数字经济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的情况下，高端制造业一定要有先进服务业的支撑。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这些为服务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扩大内需应着重考虑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早在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例如5G和新能源车等）。我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传统投资过度扩张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大症结。今年三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4.6%，低于正常水平（我国2006-2019年的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7%左右）。因此，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十分重要。 我在2023年初就发表文章呼吁“消费和投资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详见《消费和投资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上海证券报》，2023-02-19）。提振消费不仅能增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催生出新生、丰富、高层次消费需求，促进高质效投资。应认识到只有无效的投资，没有无效的消费。我国消费和投资之间应该实现一种更加平衡的良性互动。 本次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例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国家已经在这方面推进部署，比如育儿补贴、学前教育学费减免等，现在也鼓励人才多元化发展，不仅仅是培养大学生，也在增加技能类人才培养），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此前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在提振消费方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通过税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促消费的积极性。比如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侧重更加精准地实施对消费地的补偿（目前我国增值税分配遵循的是“生产地原则”）。
三、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政策要适应新形势的实际需要
公报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2013年“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开始走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也开始进入前三名。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首度超过引入外资规模（FDI）。同时，我国贸易伙伴日趋多元化，贸易集中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9年的50.8%降至2024年的45.5%，而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加速提升，目前已高达47%。而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占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比重从2018年的92.1%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36.4%，是最近十年来的最低点。这些变化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中长期稳中有升总体上会更有利于我国双向开放和对外经贸关系。 企业通过人民币开展国际结算，可以有效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目前我国货物贸易中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比例已达30%，部分地区（如广东）则高达50%以上。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考虑人民币作为类避险货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已具备避险货币的部分属性，在制度信用（政府和央行承诺稳定）和宏观稳定（低通胀、顺差、巨额外储）方面，目前人民币已有相当优势。 人民币成为“类避险”货币，可以提升其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减少短期资金“快进快出”带来的波动性，缓解目前较低利率水平下资本外流压力，为货币政策留出更大操作空间。 总之，我学习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突出的体会是，全会强调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辅相成，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扩大内需和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发展。这次会议也很重视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