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高”赵小勇：与大芬村一起转型｜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中国梵高”赵小勇：与大芬村一起转型｜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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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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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赵小勇工作室门口放着他的简介，最上面写着：大芬村之光。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从1980年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以油画产销为核心的“产业村”。高峰时期，大芬村占欧美市场中“中国产油画（以商品装饰油画/临摹画为主）”的80%，被誉为“中国第一油画村”。

赵小勇是这里存在过的数万画工中的一员，也是当中最特殊的一个。

自1997年起，赵小勇工作室就在大芬村临摹梵高《向日葵》作品。过去28年，他画了超过10万幅梵高画作。他也因此闻名，成为“中国梵高”，成为大芬村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符号性存在。

12月5日下午，坐在梵高临摹画堆的一角，这位“中国梵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顾了自己与梵高、与大芬村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故事。

我也是文艺青年

1997年，25岁的赵小勇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时，他在深圳龙岗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担任技术工，月收入1100元，比普通工人已经高了不少。但不安分的他还是选择了辞职，带着仅有的1700元积蓄，搬进了大芬村一间合租屋。

“一心只想赚钱，给家里减轻负担。”回顾当初南下深圳的初衷，赵小勇的回答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末，湖南邵阳农村出身的他，与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被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潮裹挟着涌向广东。

在进入大芬村之前，赵小勇已在深圳打工近十年。1989年，17岁的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先后在电子厂、工艺品厂和制衣厂工作。

他对绘画的爱好萌生于更早的童年。“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大概也是受父亲影响，算是‘遗传’吧。”赵小勇回忆称，他的父亲曾在国营机械厂负责黑板报，写字画图都是一把好手。

1992年至1993年间，赵小勇进入一家港资工艺品厂，开始真正与绘画打交道。这家工厂生产出口欧美的编织篮，需要在篮子上绘制图案。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一位被老板从菲律宾请来的设计师。

“他懂西方文化，每年圣诞节的出口产品都需要他画上特别的图案。”赵小勇说，虽然语言沟通有限，但他在观察和模仿中逐渐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

随后，他跳槽到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成为一名真正的技术画工。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时间，画技进一步成熟，收入也水涨船高。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结识一位湖南老乡之后。这位老乡的哥哥当时已经在大芬村卖画为生，他看到赵小勇在工厂画的作品不错，便邀请他参观大芬村。

“我来的时候，大芬村以卖画为生的其实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赵小勇表示，那时的大芬村远非今日这般规模，只是在几位香港画商的召集下，刚刚兴起的油画聚集地。

梵高订单与生存

初到大芬村的赵小勇面临着技术和生存的双重挑战。

“我从未接触过油画，只是购买书籍自学，经常去工作室观察他们如何画画。”赵小勇说，由于有绘画基础，他逐渐掌握了油画技法。

当时，大芬村的商业模式已初具雏形――香港画商将欧美订单带到深圳，画工们按照订单要求临摹世界名画，产品通过香港码头出口到全球各地。这种“三来一补”的模式，与珠三角众多制造业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

赵小勇的第一笔订单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共20幅。这批订单来自大芬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香港画商黄江。

“那时候梵高的画非常流行。”赵小勇表示，黄江将订单交给一位资深画工师傅，但这位师傅觉得“费油，成本高”，就拒绝了。就这样，这笔订单最终转到了赵小勇手上。

初到大芬村，赵小勇的经济并不宽裕，前些年打工挣的钱大多都寄回了老家。“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他说，最困难的时候，向人借钱只能借到5元，“可以吃一天饭”。

为了生存，赵小勇决定接受这笔订单，并开始深入研究梵高。他也在潜意识里相信，自己能“画出”一番天地。

接下来的转机出现在1999年，一位香港客户偶然看到赵小勇的画作，下了50幅梵高作品的订单。从此，他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

“第一次订20幅，后来50幅、200幅，第五次就上千幅了。”赵小勇如此回忆订单量增长的过程。

随着订单增加，赵小勇开始招募学徒，这些学徒大多是家族成员――弟弟、堂兄弟、小舅子等，最多时带了18个学徒。“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反复练习，每天画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难道还画不会吗？”赵小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解释这种训练方式。

批量生产要求标准化和效率。赵小勇的画室逐渐形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统一色调、分工绘制不同部分、专人负责质检。这种模式与工厂生产线类似，只是产品是画作。

一定要画得“更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大芬村发展的分水岭。外贸订单锐减，依赖出口的油画产业遭受重创。

“2008年以来，外贸订单时起时伏，成本的持续上涨成为另一大挑战。”赵小勇提到，他刚到大芬村时，每个月的房租大约是500元，如今已经涨了“很多倍”。除此之外，工价、材料费用都在上涨。

与许多外贸企业一样，成本上升引发的连锁效应是：订单转移。“（订单）去东南亚了，有些画商在泰国、越南正在复制大芬村的模式。”赵小勇表示，东南亚“大芬村”也因成本低廉而逐渐开始规模化发展。

一组数据从侧面反映出大芬村的变化：2018年，大芬村的总产值达45.5亿元；2024年，大芬村产值降至30亿元。

于是，在综合因素的考量下，赵小勇决定转型，“走高端路线”，这也是大芬村人的共识。

不过，对赵小勇而言，这个决定从1998年就埋在了心里。那年冬天，赵小勇通过黑白电视看到了一部关于梵高的电影，他备受触动――原来自己日复一日临摹的画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2016年，赵小勇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亲眼看到了自己临摹了二十多年的原作。彼时，赵小勇已经因“中国梵高”闻名，但这趟旅程还是给他带来深远的影响。

“发现自己在很多地方画错了，色彩也不对。”赵小勇暗自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一定要画得更像。”

与大芬村一起转型

画得更像，落到订单上就是赵小勇面向的客户越来越高端。

如今的赵小勇工作室，已不复当年繁忙的生产场景。“没有订单大家都改行了。目前只剩下我和我老婆、弟弟三个人。”批量订单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少量但单价更高的定制。

“以前批量生产的时候，可以一天画三幅，现在三天画一幅，品质的差异可想而知。”赵小勇说，过去几年，他对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绘画技法、色彩等各方面都在努力琢磨。

赵小勇的荣誉称号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大芬村的符号人物。同时，赵小勇的转变轨迹也是大芬村的缩影。自2012年起，大芬村就开始尝试转型，“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已经举办超过十届，“深圳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亦在2018年落户大芬村。与此同时，大芬美术馆与村里的画廊也开始联合主办艺术展览活动。

除了临摹，赵小勇也自然而然开始了自己的原创探索。“大部分作品都在万元左右，也有作品卖到过10万元以上。”赵小勇说，他并不是很计较临摹、原创的档次高低，两者各有意义。

“一开始临摹是为了生存、赚钱、养家，原创是因为自己热爱。”赵小勇这样理解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科班出身还是民间画家，大多都经历过从临摹到原创的过程。对于他而言，极致的模仿何尝不是另一种成就。

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发生变化。“至少从我的工作室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销量比国外还大了。”赵小勇观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品消费逐渐走进普通家庭，“手绘的质感和打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喜欢的人越来越多。”

赵小勇说，他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下一代与行业未来

赵小勇有两个孩子，都没有专业学美术，但两个孩子也会在他的工作室画画。他会把孩子们的画作，也摆在画廊里展览或者销售。

在赵小勇的早期时代，画画是为了生存。现在，他希望子女有更自由的空间，“想画就画”。

大芬村也在经历新老交替。许多老一辈画工因为订单减少而改行，年轻一代则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美院毕业生也开始进入大芬村，带来新的创作理念和技术。

“很多美院的高材生毕业后来这里创办工作室。”赵小勇观察到了这一趋势，但他也提到，年轻一代画家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新生代艺术绘画人很难坚持，因为市场还不够发达”。

赵小勇也希望年轻人能理解，“你可以来这里，你可能比我们这些人更厉害”，但要在大芬村生存，“也许还是要从临摹开始，赚钱，吃上饱饭，走得更远。”

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未来，赵小勇持乐观态度：“从整个行业来看，是积极向上在发展的，亚太地区的交流越来越多汇集在中国。”

“（上世纪）90年代，我来到深圳，画廊艺术对我们来说高不可攀，不是常人买得起的，但现在这些画在走进中国人的家。”回顾三十多年来的变化，赵小勇如是说。

在大芬村，不是每一位绘画工作者的一幅画都能卖出上万元，同样的一幅临摹画在大芬村普通从业者手里卖出去大约是3000元。对此，赵小勇认为，“大芬村像我这样画了30年的人很多，只是我被关注到了，我只是他们之中普通而又幸运的一员。”

四分之一个世纪就要过去了，大芬村的巷道依然狭窄，赵小勇的工作室依然拥挤，只是来的客人越来越不同。

从粗糙的临摹到高端化转型，从服务海外市场到满足国内需求，从流水线画工到中国梵高――大芬村的路上，有无数个“赵小勇”在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