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文明第一城：说良渚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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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五千年中华文明第一城：说良渚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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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时空 作者 翟德芳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以其规模巨大的城址、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发现震动世界，被誉为“中华第一城”。作为一个十分关心考古新成果的出版人，我对良渚可以说是关注已久。访问良渚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次长三角之行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看到了良渚遗址出土的巨量精美的玉器，也对这个距今5300～4300年的遗址有了新的了解，更对以其为典型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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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良渚的文字其实已经有许多，良渚文化的主题展览也曾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巡展。全面介绍良渚遗址或文化，是这一篇小文难以承担的，在这里，我想重点从良渚的考古史、良渚遗址体现的文明性、良渚文化的兴衰来做介绍。
良渚遗址的考古历程
良渚遗址的发现距今已经整整90年了！1936年5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时，见到出土的有孔石斧，想起曾在良渚见过这种器物，于是在7月回到良渚，又捡到几件石器，并发现包括陶鼎足在内的许多陶器碎片。他把这些遗物带回杭州，请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鉴别。董认为这些陶器年代很早，支持他进一步发掘钻研。
同年11月初，施昕更再赴良渚，在棋盘坟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他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10余村，获得许多石器和陶器，确认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基于考古发掘资料，施昕更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并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考古报告的印刷几经周折，1938年才得以在上海出版，许多出土器物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
1949年后，施昕更的工作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对良渚文化的认识也日益清晰。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良渚的琮、璧一类玉器，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良渚的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型。
1981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正式建立。1986年，发现良渚反山遗址， 11座大型墓葬出土随葬品1200多件。1987年，在瑶山遗址发掘出12座墓葬、1座祭坛；在汇观山发现1座完整的祭坛和4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
进入21世纪，自2007年起，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占地约3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又在古城之外发现占地约8平方千米的外城。2007年下半年，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2007年12月，发现良渚时期的古河道。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的发现，证明良渚遗址群是经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设散点式聚落，到规划建造水利系统，再到构筑带有城墙、外郭的良渚古城的三个发展阶段。
从90年前施昕更的一次“偶然”，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艰苦探索，良渚遗址的全貌逐步明晰，良渚文明的价值终于为世人所熟知。
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
良渚遗址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系列遗址、体现用玉制度的精致到极致的良渚玉器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共同揭示出长三角地区的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拥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特征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都城”所在。
良渚时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良渚古城位置与平面图良渚古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也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史前时期的城址。其主体城市结构可分三重，最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城墙和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770米，南北长约191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之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宽20～15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高度约4米。目前四面城墙共发现8个水城门，南城墙还发现1处陆城门。除了沿着城墙的城河之外，在城内共发现古河道51条。
大型建筑基址主要位于良渚古城中心区，台地上有大型建筑遗迹，推测为良渚古城统治者活动与居住场所。其中的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古城的正中心，是一处人工营建的长方形土台，呈长方形覆斗状，台底东西长约6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占古城面积的十分之一。
反山王陵14号墓出土的主要玉器王陵和贵族墓葬区布置在莫角山宫殿区西侧一条南北向的高垄之上，自北向南依次为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其中，反山位于莫角山遗址西北角，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约6米，1986年在反山西部发掘良渚文化大型墓葬11座，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
良渚古城的外围还分布着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和权贵墓地。1987年在瑶山山顶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由内而外形成红土台、灰土框和砾石台面三重结构，可能与观象台有关。祭坛上还清理出打破祭坛的13座良渚大墓，分两排埋在祭坛的南侧。
水坝遗址作为水利设施，分为大型水坝和小型水坝两类，前者分布于良渚古城外的北、西北、西南方向，组成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后者属于调节局部水环境的小型水坝遗址。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早1000年，开创了史前水利史研究的新领域。
良渚遗址出土的陶高柄豆 良渚遗址出土的红陶�B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钺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珠 良渚遗址出土的镂空兽面纹玉牌饰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鸟良渚遗址出土遗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总数不少于7000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象。良渚文化以最精美的玉石器所表征的礼制、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纹饰和成组使用的固定器形、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意识和思维的发展影响深远。
由良渚遗址可知，良渚文化时期的犁耕生产方式、大型工程营建、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系统，显示当时社会剩余劳动空前增多，社会财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分化已很明显，说明良渚古城统领的良渚文化区其实已经是“王国”了。良渚文化时间早、成就高、内涵丰富，为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到国内考古学界的一致认可，张忠培先生就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堪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堪称‘中华第一城’。”
良渚文化的兴衰
我在介绍崧泽文化时已经提到，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已经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到良渚文化时期，已真正踏入了文明时代。然而这样一支相当发达的文化，在兴盛了1000多年后突然消失。学者对良渚文化的消亡提出过各种推测，这些推测归纳起来不外两种原因，一种是自然因素，一种是社会因素。
海侵、洪水都属于自然因素。有人推测，由于海平面抬升，导致海渍和内涝，良渚先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没有了生存之地，只有迁徙或死亡，良渚文化因此被摧毁。考古工作中，在良渚文化遗址之上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证明良渚文化后期、距今4100年左右确实有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洪水发生。因为大洪水，杭州左近1000 多平方公里的盆地被淹没，之后一两千年都没有人居住，这也是良渚遗址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
外来压迫和内部崩溃可以归入社会原因。有人设想，良渚时期，古国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统治，对外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文化最发达，但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靡，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国力日益削弱，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失去优势，最终走向消亡。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柱形器当然，也有可能是自然原因加上社会原因，导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就考古发现看，大约在距今4600～4300年，良渚古城墙及周边高地被作为居址点继续使用，但古城墙外围已开始被废弃；以莫角山为中心、以古城墙为界的基本布局仍被沿用，水坝系统可能已经废弃。大约在距今4300～4000年的钱山漾文化阶段，在一些古河道、古城墙还发现有钱山漾文化的遗物。
钱山漾文化被认为是中原文化因素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步渗透并融合部分良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新文化。过去有人认为是钱山漾文化接续了良渚文化，其实钱山漾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年代上有重合，也就是说，其居民是混居了一段时间。
钱山漾文化时期的陶器研究者认为，良渚文化消亡后，可能有一部分良渚人北上中原、融合到山西的陶寺文化；一部分人南下、到达粤北后融入当地的石硖文化。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人留在当地，勉强维持生活。一两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有新的部族，也就是广富林文化的人群逐渐移居于良渚旧地。广富林人群是外来的，其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于良渚文化。从考古发现看，广富林文化与长江三角洲传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别甚大：陶器制作欠精，造型粗朴；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再也没有良渚时期的精美。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