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柱：我所经历的二十载信贷之路｜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陈昌柱：我所经历的二十载信贷之路｜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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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老盈盈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2005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十五”计划收官的平稳增长期。这一年，陈昌柱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深圳市分行，2025年正好从业满20年，经历了从柜员、客户经理等基础业务岗位，到部门经理、网点行长等基层管理岗，再到一级支行管理岗的成长过程，从业经历与中国经济发展和银行业转型同频共振。

陈昌柱生于1981年，从一线信贷、综合等业务逐步转向中后台的信贷审查、统筹管理岗位，见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4万亿刺激政策、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调整。

陈昌柱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回望过去25年，信贷资源曾大量流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制造业，这在特定时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如今，伴随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信贷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小微企业。这种结构上的调整，正是国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导向，而银行的核心任务就是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引导资金从低效、高风险的领域流向高效、高潜力的领域，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金融危机和4万亿

陈昌柱参加工作3年后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标志着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进而对中国的外向型企业产生了巨大冲击。

当年，陈昌柱从农行深圳华侨城支行对公客户经理转至农行深圳分行公司业务部。他当时接触的很多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订单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暴跌了50%甚至更多。其中有一家当时全国排名前列的玩具厂非常典型，先是订单大幅缩减，回款陷入停滞，随后合作的美国大型商超经销商申请破产，不仅剩余订单作废，已发货款项也无法收回，经营压力急剧攀升。

金融危机前，这家玩具厂一直处于产能扩张、不断招工的状态，并通过贷款扩大经营规模。彼时，银行采取“审慎收紧”的信贷政策，利率定价有所上调。陈昌柱称，金融危机爆发后，玩具厂的负责人当时第一反应是收缩经营、降低产能、精简员工以控制支出。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经过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是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大盘的关键举措。为响应国家战略导向，银行信贷政策从“审慎收紧”全面转向“适度宽松”，当时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信货额度大幅扩容，对公货款投放指标较2008年显著提升，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二是贷款门槛显著降低，优质企业可获得信用贷款，抵押物要求放宽，贷款期限延长；三是利率定价下调，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据陈昌柱回忆，政策落地初期，由于对后续发展前景不确定，玩具厂的负责人对于投融资依然谨慎，不愿负债扩张。直至2009年3月前后，随着市场预期逐步回暖，企业普遍形成了经济会好转的预期，玩具厂的负责人亦判断金融危机最艰难的阶段已过，经营信心逐渐恢复，才开始接受银行新增额度。在原有5000多万元贷款基础上，农行为其新增2000万―3000万元贷款，企业由此渡过难关，后续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上述刺激政策的出台，也为原本银行不愿介入的长期限及现金流不确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创新空间。在陈昌柱印象中，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一个体育设施建设项目曾向银行提出贷款需求，但因项目施工难度大、回收周期长，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但之后，受益于宽松的信贷环境，该项目契合国家扩大内需、完善基础设施战略的导向，又成为银行重点支持的优质项目，银行主动对接国家政策，重新启动该体育设施项目的授信流程，项目审批效率也大幅提升，仅用一两个月便完成了全部审批，远快于当时对公贷款审批的常规周期。

该项目最终获批约2亿元贷款，后续顺利建成并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调整

4万亿元刺激政策推行至2010年前后。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体量到了这个程度，后面每一步的发展都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从国家间相处之道到企业经营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动了一系列的调整与适应，影响深远。同样在这一年，农业银行完成股改并成功实现“A+H”上市，释放的改革红利为后续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年，陈昌柱也乘着改革的春风，成功竞聘分行公司业务部科室经理（行政级别为科长），实现了向基层管理者的转变，负责央企、头部民企等大客户，其中就包括一些当地规模较大的地产企业，开启了他深度参与房地产行业金融服务与风险管控的历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出现快速下跌，之后得益于4万亿政策的及时跟进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韧性，房地产市场呈现“V型”反转，虽短期冲击剧烈，但行业快速恢复，未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或项目烂尾情况。2009年3月后，深圳房地产销售量快速上扬，价格逐渐企稳。

2010年后，房地产市场回暖过快，国家开始逐步收紧调控，2012年至2013年调控力度加大，核心是防范房地产领域风险。为响应国家调控政策，银行房地产开发贷审批权限上收。这期间，陈昌柱重点对接某个央企的房地产板块，主要是深圳南山区后海的住宅项目。当时企业为获取贷款，会主动向银行推介项目前景，强调南山后海区域未来的发展潜力，而银行的核心关注点则是项目定位、目标客群及销售预期，重点支持符合居民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项目。当时这个住宅项目，因客群定位清晰、区域规划明确，通过审批并获得贷款支持，此类项目后续均实现稳定销售。

陈昌柱回忆称，2012年期间曾有龙华老城区某中小型开发商向银行提出融资支持，拟开发住宅项目。但银行经尽职调查发现，该项目存在多重风险特征：土地购置成本已接近区域价格上限，结合当时市场去化速度测算，项目存在“成本与售价倒挂、缺乏盈利空间”的风险；开发商注册资本规模有限，仅运作单一开发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弱。于是，基于审慎原则，银行最终未予授信。此后，该项目在2013年至2014年市场销售惨淡，直至2015年房地产市场回暖，项目才实现销售突破。

2015年3月，深圳房价迎来一波上涨，当时国家出台棚户区改造贷款、城市更新贷款等政策，引导房地产行业服务于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银行响应政策导向，房地产贷款规模开始适度扩张。

当时有一批早期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企业，在2015年至2016年因产业转型需求，利用自有厂房、工业园资源参与城市更新，转型房地产开发。彼时，陈昌柱在农行深圳华侨城支行担任公司业务部经理，也接触到了这类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银行紧扣国家产业转型与城市发展导向，会重点审核此类项目是否符合城市更新规划、资金闭环能力及销售测算，仅授信予规划清晰、现金流可验证的项目。陈昌柱称，这些传统企业中有的此前申请了经营类贷款，需先偿还这部分的贷款，再以项目为核心申请房地产开发贷，这一流程既保障了信贷资金安全，也引导企业规范化转型。

2021年后，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2019年10月至2025年7月，陈昌柱出任农行深圳分行信用管理部副总经理，负责贷款审查，覆盖深圳8家支行近50%对公业务，成为分行房地产领域风险防控的重要参与者。

陈昌柱经手过的一家房地产企业旗下的大型商场项目，此前在分行获批20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后有其他银行提出30亿元额度置换方案，该企业由此希望农行提高贷款额度至30亿元。农行经尽职调查与审慎评估后认为，商场经营收入难以支撑30亿元贷款的还款压力，作出不予调增贷款额度的审批决定，该企业最终选择其他银行进行了贷款置换。

2022年前后，受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趋势影响，该项目现金流无法覆盖贷款本息，导致贷款形成不良资产，进入司法拍卖处置程序。

新旧动能转换

2016年，我国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战略。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该政策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在此背景下，陈昌柱正值履职某支行对公业务副行长期间，作为政策实施的亲历者深度参与并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核心政策的持续推进，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客户群体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刻变革，市场环境发生系统性重构，银行业务模式创新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2016年至2019年期间，陈昌柱担任农行深圳国贸支行副行长，分管对公业务。他回忆称，当时有一家煤炭企业的存量客户，核心业务是煤炭贸易，此前银行为其核定一定授信额度。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对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煤炭行业整体面临“产能压缩、价格波动、需求调整”的三重压力，相关企业的经营模式受到直接冲击。他在贷后管理及额度重审过程中，严格对照“去产能”政策导向，判断其经营模式不可持续，未来业务存在持续萎缩风险，最终未批准其新增额度申请，且逐步压缩存量额度。该煤炭企业未能适应供给侧改革带来的行业变革，缺乏转型方向和资源，后续业务持续收缩，最终退出煤炭贸易市场。

在践行“去产能”政策的同时，银行也积极落实“保优质”要求，对暂时困难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实体企业持续支持。当时还有另外一家水泥企业客户，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实体企业，也是陈昌柱当时所在的支行重点服务的传统工业客户。供给侧改革初期，国家对高污染、高耗能的水泥行业实施产能管控，这家水泥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压力。随着供给侧改革推进，落后水泥产能被逐步淘汰，市场竞争格局改善，该企业凭借合规产能、优化后的产品结构及稳定的客户资源，逐步恢复盈利，后续经营状况持续向好，银行也一直与其保持合作关系。

陈昌柱表示，当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客户进行了重新评估，对不符合政策导向、经营不善的企业，坚决退出。这导致一部分存量业务的流失，银行急需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例如高端制造、新能源等，这也为后来银行关注新兴产业埋下了伏笔。彼时，越来越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开始涌现，它们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但传统的资产抵押模式对它们不适用，金融服务创新迫在眉睫。2017年10月，高质量发展理念首次明确提出，新旧动能转换开始加速进行，为银行业务转型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陈昌柱曾经于2013年至2015年在农行深圳科技园支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网点行长，当时他想依托南山区科技园本地客群的基础，聚焦与科技型企业合作，重点挖掘中小科技企业的信贷需求。陈昌柱称，那些科技型企业的负责人多为海归创业、理念先进，认为企业的发展潜力足，应获无抵押支持，但当时银行政策更依赖抵押担保，且这类企业营收不稳定、规模小，不符合传统授信逻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他尝试突破传统信贷模式的限制，联合分行公司部推出纯信用贷款产品，以企业在银行的持续稳定结算数据为核心依据，搭建模型核定授信额度，无需抵押担保。当时，他所在的支行为一家初创型的手机配件企业发放纯信用贷款200万元，解决企业临时性资金需求，企业利用资金扩大订单后快速还款，成为银行最早一批服务新兴产业的案例。陈昌柱在科技园工作期间接触的部分小型科技企业，后续均成功上市，这让他更加坚定了服务新兴产业的信心。

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后，银行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从2025年7月开始，陈昌柱出任农行深圳东部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结合国家战略导向与区域产业特色，高端制造装备行业成为该支行授信额度占比最大的行业，实现了业务布局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精准对接。

此外，陈昌柱还进一步强化对各新兴产业的主动研究，并寻找值得重点开拓的客户。“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银行必须主动作为，抢占先机，只有通过深度研究产业政策与行业趋势，才能精准匹配金融资源，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陈昌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