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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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9月18日

(原标题: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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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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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国际学校(顺义天竺校区,下称“青苗”)在温榆河的北侧,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远。校区位于棕榈滩别墅和翠竹新村两个小区的夹角处,从外面向学校看,有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一座带有巨大落地窗的红色转角教学楼,一座质朴方正的黄色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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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午饭时间,几名外教沿着校区的围墙走向校门,熟络地和校门口的安保人员打着招呼。寒暄过后,安保人员一一核对了每个人的证件,随后准予入校。这所校区的师生比是1:5。由于创办时间较早、经验丰富,青苗也被业内称为国际学校中的“黄埔军校”

作为国内首批双语幼儿园的创办者,青苗创办者施华身上有很多标签:全国民办教育协会理事、中国IB学校协会副会长……但最让她满意的身份是“一位母亲”。

这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教育专业的教育者,当初凭着一股执拗,为了给儿子寻找她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创办了一所国际小学,也由此推开了中国民办国际教育的一扇门。

1998年,正值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施华所在的共青团中央下属一所国际幼儿园,正式改制为民办国际幼儿园――这也是青苗的雏形。那一年,中国的国际教育尚处于变革的前夜,全国国际学校不足百所,出国留学人数不足2万人。

如今,青苗已在全国布局19所学校,学段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链条。2025年,青苗顺义天竺校区新校区选址签约完成,新校址位于15号线孙河站与温榆河公园之间,团队也即将在这里打造一片7.4万平方米的教育空间。施华希望把它建成拥有智能化教室、创新实验室、艺术中心等新型教学空间,并能提供2000个学位的旗舰校。

她说:“27年办学过程中,青苗经受住了房地产企业入股、被劝上市的诱惑。接下来,青苗就想扎根一线城市,稳定地做中西融合的国际学校。”

建一所国际学校

1998年的中国正站在国企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节点,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四年的施华,当时还在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

这一年,中日青年中心启动了一个合作项目――与香港机构联合开办一所国际幼儿园,即青苗国际幼儿园。施华主动争取了这个机会。

施华

从身份稳定的体制内教育者,转变为市场化办学的管理者,施华面临的困境是,国际学校在融合中西双语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没有标准答案,国内同行们都在“摸索着石头过河”。

回忆起最初担任园长的日子,施华还记得:“那时仗着年轻,经常连轴转地筹备教师培训、招生宣讲、学校扩张,有时到了下午3点发觉头晕,才想起没吃午饭;晚上9点后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常态。”

当时的中国,国际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国际学校仅有86所。“国际化教育”还是少数精英圈层的专属词汇,国际幼儿园和国际学校的生源也大多来自使馆、外资企业的外籍人员,以及极少数与外籍人员组建家庭的中国人。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外企和外籍人员加速涌入,市场对国际化教育的刚性需求应声激增。政策层面随之松绑: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与合法地位。2000年到2009年,全国新增国际学校270所,民办校占比超四成,公立学校国际部从10所飙升至84所,一个增量扩张、方兴未艾的国际教育市场就此迅速成型。

“和所有妈妈一样,我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纯国际学校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施华说,当然不是。2000年到2002年,施华的孩子一直在自家的国际学校读幼儿园。三年时间,青苗幼儿园全英文的教学环境,让孩子的英语有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孩子的中文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同龄人。

为了给孩子找到一所能实现“中西教育融合”的小学,施华四处碰壁。她陆续跑了北京十几家公办和民办国际小学,但大多学校都是“关起门来做教育”,感觉“能让你进来就是恩赐”。 

一次,施华到一所朋友任职的小学咨询入学问题,意外撞见一名小学生因为短暂脱离了上卫生间的队伍,就被老师足足批评了好几分钟。当时她就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一直保留对世界的好奇心、敢于表达,而不是被“骂”之后变得乖巧。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施华萌生了在幼儿园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际小学的想法,要在“纯英语、全英文”的大环境下,推行双语教学模式。

施华说:“我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创办青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中西教育融会贯通。在中国,国际教育如果丢弃了传统教育,那只是对西方教育的简单照搬而已。青苗发展的中心词,一定是中国。”

2002年,创办小学的想法正式落地。当时“双语”在国际学校间没有“标准答案”,施华带着教师团队逐步摸索最适合小学生的双语教学模式。她找到了芳草地学校的退休老校长刘玉球,请他负责语文、数学的教学工作,自己则主抓英语教学。就这样,施华办起了自己的“双语”小学。青苗小学部的首期只有10个孩子,全部是她朋友家的孩子,学费也是随性约定:“想交多少,看着给。” 

教什么? 

办学之初,青苗小学部尝试采用“半天中文、半天英文”的教学模式,却发现每到下午,无论开设什么课程,孩子们的上课效率都会大打折扣。这次尝试过后,学校又调整为“一天中文、一天英文”的模式,新的问题却接踵而来:中文日当天,孩子们普遍抱着“反正明天没有中文课,忘写作业也没事”的心态,作业完成率极低。

几番试错和调整后,学校最终敲定了新的方案:将语文、数学等主课全部安排在上午,艺术、音乐等副科则放在下午。同时明确课程语言分工:语文采用纯中文教学,数学采用中英文混合教学,所有副科均由外教授课,且由外教担任班主任。 

为什么数学要采用中英文混合的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施华的一次观察。有一回,她给孩子读绘本时提到“有一条蛇1米长”,孩子突然跳下床,把脚搭在床边比画着说:“妈妈,1米有这么长,外教老师教过我们,怎么用脚测量几步是1米。”

“在国内,我们一般会教1米等于多少厘米,却很少教他们1米具体有多长。”施华说,国内数学更侧重数字的快速分解组合和运算能力,关注的往往是“小红花有几朵”“零件有几个”这类具象的计数问题;而国外数学更注重引导孩子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上学离家多远”“怎么测量长度”。

施华说:“当年很多人认为,双语学校就是多学一种语言,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相比语言,更重要的是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孩子小时候学习多门语言是一件简单的事,难的是去探索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实现相互的、更深层次的交流和理解。”

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办学样本,2002年,领导给了施华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在那场新加坡举办的IB(国际文凭组织为全球3至19岁学生设计的综合性国际课程)、PYP(小学项目)专题会议上,她第一次见识了IB课程。

在国内很多会议已经形成“台上宣讲、台下旁听”的固定模式,演讲者只需要照本宣科,听众静坐记录,全程鲜有互动;但这场会议却截然不同,主办方采用小组研讨式教学,先设定“孩子是如何学习的”这类核心议题,再由各小组拆分出不同的细分方向,围绕小标题进行头脑风暴,最终小组还要根据讨论结果做观点和思路呈现。

那时,IB、PYP课程在全球落地还不过一年时间。平时参会习惯坐在会场角落的施华,像往常一样偷偷打开随身听,可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课堂导师会不定时地询问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研究进展。这让原本打算“偷懒躺平”的她,越听越兴奋、越参与越投入,跟着小组查找资料、碰撞观点,全程不敢松懈。

“做最终分享时,课堂上没有人挑剔小组发言人的发音是否标准、表情是否僵硬,所有人都在关注和追问小组的研究讨论结果。”施华说。

回到国内,施华就着手在青苗引入IB体系。此后,IB课程在多所国际学校落地推广,这一教学模式也随之在国内快速普及。现在,经历多次迭代升级的IB教育体系,已成为青苗的一大特色。

直至今日,施华都认为:“IB不是一套课程,而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框架,它适用于所有语言、所有课程。”而青苗在当时保留国家教育大纲核心课程的前提下引进IB,这一举措得到了国际文凭组织(IBO)的大力支持,更成为IB教育在中国“双语化”“本土化”的第一次尝试与实践。

为了印证青苗双语教学的成效,施华特意将儿子送入公立学校。后来,她的儿子顺利升入首师大附中读初中、高中,又以664分的文科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期间,他放弃了已经获得的保研名额,转而考入伦敦大学学院(UCL)攻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今年,他又以初试、复试第一的成绩,重返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国际学校开普高

2010年之后,国际学校迎来一轮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在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际学校成为一项重要配套设施,生源也一度扩展至中产家庭。

这是国际学校发展的“黄金时代”。但进入2021年后,行业竞争加剧、监管趋严,不少国际学校开始转向“双轨制”办学模式寻找新机会――即在保留原有国际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普通高中,让在校生同时拥有高考升学和海外留学两种路径。

施华也在这一年,带领青苗成为国内第一批加入“双轨制”赛道的国际学校。

受访者供图

为什么要做双轨制?施华说:“青苗要让孩子具备选择世界的能力,而中国是世界的重要部分,因此不能只给孩子出国这一项选择。”

从2021年起,青苗实行升学路径分流机制:学生从九年级开始,可自主选择高考路线或国际路线;升入十年级(高一)后,正式确定最终方向。选择国际路线的学生进入双语高中部,主攻IB、A-Level、AP等国际课程;选择高考路线的学生则进入普通高中部,全力冲刺国内高中课程。

青苗怀柔校区开办普高的第一年,招收了50多名初三毕业生。为了调动这群学生的内在驱动力,普高部全部采用小班教学,确保老师能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与此同时,施华还要求老师们,要常常把“你真棒”“你进步很大”挂在嘴边。

普高学生和国际部学生虽同处一个校区,但二者的培养侧重点有着明显区别。相较于国际部,普高增设了晚自习;在教学内容上,国际部更注重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论文写作、参加竞赛、做社区服务等,而普高更侧重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

在施华看来,即便是普高,青苗也绝不会照搬“衡水模式”,不会推行吃饭不超过15分钟、排队背单词这类高强度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国际部还是普高部,青苗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鼓励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内在积极性。

施华说:“教育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我们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作为一名从事教育27年的工作者,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就是陪伴孩子成长,帮助他们找到自己、认识自己,并拥有获得幸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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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儿童安全坐垫”不安全,儿童安全座椅是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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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儿童安全坐垫”不安全,儿童安全座椅是正选)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网讯 据中消协网站7月25日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制售儿童安全坐垫等不符合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标准的问题产品开展整治。目前在售的儿童安全坐垫,根据其标称的产品结构、使用场所、安全性能等特点,均是非法制售的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类产品。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儿童安全坐垫不是儿童安全座椅,一定要准确区分二者,选择儿童安全座椅,切不可贪图便宜和方便,忽视最重要的安全性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儿童安全座椅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且标注CCC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而市场上所谓儿童安全坐垫则为非法制售产品。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儿童安全坐垫不能代替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坐垫与儿童安全座椅的最大区别是材质不同。儿童安全坐垫一般采用柔性或半刚性材料制成,因此它比儿童安全座椅更轻便,价格更低廉,更便于携带和收纳。但是,儿童安全坐垫的安全系带、卡扣等部件结构强度不足,低于安全标准要求,被曝光的多款安全坐垫样品承受不了动态试验产生的巨大惯性力,出现破损和座椅分离等情况。另外,儿童安全坐垫的柔性结构不能给幼童身体尤其是颈椎部位提供足够的保护。合格的幼童用安全座椅有合适形状的刚性头枕,可将幼童的头部限制在固定范围内,发生事故时,头部不会由于惯性而大幅度左右摆动,而柔性的安全坐垫完全无法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致使幼童柔弱的颈椎很容易在事故中受伤。 消费者要选择儿童安全座椅,拒绝儿童安全坐垫。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注意以下三点: 一看结构。选择安全座椅时,要观察座椅的结构,选择比较厚重结实的产品,特别是幼童的座椅一定要是刚性立体结构,有合适形状的头枕以保护头部。 二看连接。在安装方式选择上,尽量选择硬连接方式的安全座椅,发生紧急情况时座椅不容易移动,安全性更高。 三看标识。选购时应仔细查看产品的名称、合格证、说明书等,注意产品的适用年龄、认证情况等信息,根据儿童的实际体重或身高来选择合适的产品,国内产品合格证上应有3C认证,进口产品应有相应的ECE等权威的国际认证。 同时,消费者要注意保留发票、收据、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遇到消费争议先与商家沟通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12315平台举报。 编辑:刘睿...
中国故事丨在高原云端,“看见”地球的呼吸

中国故事丨在高原云端,“看见”地球的呼吸

  海拔3816米的瓦里关山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比邻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1994年9月,世界气象组织宣布,第一座建在欧亚大陆上的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以下简称“瓦里关站”),在瓦里关山开始运行。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瓦里关站是北半球内陆腹地唯一大气本底观测站。它就像驻守在青藏高原的气象哨兵,30年来开展气象、酸雨、气溶胶等关键大气成分要素观测,绘就出记录着地球大气呼吸吐纳的“瓦里关曲线”。这条曲线成为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支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重要依据。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图为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航拍照片。青海省气象局供图  选择:在高原云端建一处观象台  远眺瓦里关山顶,一座高80多米的梯度观测塔直指云霄,方圆十公里渺无人烟。  大气本底站主要观测与天气、气候、环境和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大气成分,包括温室气体、气溶胶、反应性气体等。  中国是全球较早开展大气本底观测业务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上甸子、浙江临安和黑龙江龙凤山3个区域的大气本底站先后开始建立,用来观测酸雨、大气浑浊度等。  “大气本底站选址非常严苛,要最大限度记录大气的真实构成。”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站长李富刚说,瓦里关站具有适宜的海拔高度和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这里远离城市,无局地污染影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混合均匀欧亚大陆大气本底状况。”  1994年9月,中外专家在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实验室参观。青海省气象局供图  今年59岁的黄建青是瓦里关站的首批观测员之一。“过去30年间,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瓦里关度过的。”黄建青说,在瓦里关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用高度的责任心、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取得准确、高效的数据。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计划(WMO/GAW)34个全球大气本底站之一,海拔最高的瓦里关站如今基本形成了覆盖主要大气成分本底的观测技术体系。  在近期召开的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建站30周年暨青藏高原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国际学术交流会中,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计划项目负责人保罗·莱伊表示,瓦里关站在过去30年中高质量完成了大气本底观测,其观测数据被广泛应用于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各类前沿研究中,意义重大。  2024年3月19日,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副站长王剑琼在查看观测数据。新华社记者 王金金 摄  观测:连呼吸都要暂时屏住  “常常有人问我,把一辈子奉献在荒无人烟、连吃顿家常饭都是奢望的大山上,不后悔吗?我想说的是,在这里,我们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气‘交流’,感受着它们每一点细微的变化,用30年积累的观测数据绘制出了‘瓦里关曲线’,这是我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和坚守的意义。”瓦里关站副站长王剑琼说。  让王剑琼引以为傲的“瓦里关曲线”,是用瓦里关站三代气象人持续观测30年的数据,绘制的一条记录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曲线。  “风速超过2m/s,可以采样。”清晨,瓦里关站的观测员们拎着10多斤重的采样设备,来到室外。他们打开采样箱,拉出5米高的采样杆,屏住呼吸,操作设备,直至跑到10多米外的下风处后,才能喘口气。  2011年11月,外国专家在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与青海省气象局工作人员开展科学研究试验。青海省气象局供图  “屏住呼吸是为了不让呼出的二氧化碳影响空气成分,避免近地面上升气流对空气样品产生影响,上午9点前必须完成采样。” 王剑琼说,瓦里关站观测员每周都要像这样定点进行一次户外采样,样本将被寄到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中心实验室,用来提取数据开展科研分析。  为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大气观测的影响,多年来瓦里关站严格执行每组两人、十天轮换一次的驻站值班制度,驻站期间为了不产生油烟,速冻水饺、方便面成了观测员们的常备食物。  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换来了国际组织对中国瓦里关的认可。世界气象组织每两年进行一次二氧化碳、甲烷等测量质量的国际巡回标定和比对。30年来,瓦里关站在国际巡回比对中都达到了该组织对全球大气本底站的质量管理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到访瓦里关后说:“瓦里关气象工作者终年坚守在这山巅,他们的观测,使中国对大气研究的贡献享誉全球。在这里,我们见证了科技工作者应有的本色,找到了科学精神的当代基准。”  2023年,新修建的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青海省气象局供图  坚守: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5后”观测员杨昊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瓦里关站工作。检查仪器、记录数据、采集样本……他说:“我们的工作需要整天面对仪器,虽然单调、枯燥,但意义重大,不能出现一点儿纰漏。”  如今,来自瓦里关站的监测数据和“瓦里关曲线”通过人们的共享、交流,走进了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论文报告。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说:“‘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