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新故事：天仪研究院押注SAR

（原标题：商业航天新故事：天仪研究院押注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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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2025年底，当“商业航天”概念板块在A股市场上伴随政策东风躁动时，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仪研究院”）悄然完成了其D+轮融资。其新引入的股东名单中，无锡市梁溪科创产业投资基金赫然在列。此刻，距离这家公司于2016年将首颗卫星送入太空，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

正是在这九年间，中国商业航天完成了从政策破冰期的“PPT造星”热潮，向必须证明自身商业可持续性的关键阶段艰难转身。二级市场上，“商业航天”指数在政策利好刺激下大幅波动，相关概念股备受追捧。但喧嚣背后，一级市场的融资逻辑已日趋苛刻，投资者的问题从“能否上天”变成了“何时赚钱”；行业赛道分化加剧，那些缺乏清晰盈利路径的公司正面临出清风险。

在这一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天仪研究院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天仪研究院是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卫星公司之一，切入商业卫星行业后，天仪研究院没有追随喧嚣的“互联网星座蓝图”，而是将业务重心转向“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星座”的自主运营，并将公司的未来押注于此。

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主要围绕卫星互联网、遥感、导航等几大赛道展开激烈竞逐。其中，遥感领域又分化为以拍摄图片为主的光学卫星和以雷达探测为主的SAR卫星。天仪研究院选择的，正是技术门槛更高、玩家更少的SAR细分赛道。这与资本市场上一些业务庞杂或仍处于概念期的“商业航天概念股”形成了鲜明对比――天仪研究院走的是一条高度聚焦于特定数据服务，且已实现从卫星制造到在轨运营全链条验证的路径。

在天仪研究院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任维佳看来，其商业模式从“项目制”向“服务运营”的转型过程，浓缩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所面临的典型命题：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的平衡，资本期望与市场成熟度的时差，以及在与“国家队”竞合中寻找独立生存空间的智慧。

关注天仪研究院，正是在关注中国商业航天能否跨越“讲故事”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成熟的命题。星辰大海的征程，最终需要靠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来支撑？

“破窗”

将时间倒拨至十几年前，中国航天的主舞台由“国家队”主导――核心技术、任务规划、发射资源皆集中于两大航天集团和中国科学院。对于民间资本与技术力量而言，“航天”是一个仰望却无法触及的领域。

改变始于2014年。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这份文件如同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在市场中泛起了涟漪。

真正的“政策窗口”在2015年被有力地推开。当年10月，《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正式印发。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规划了由商业资本和市场主体参与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系统建设，从国家顶层设计上为民资进入卫星制造、发射乃至运营服务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与政策依据。社会力量与市场活力骤然释放。

任维佳回忆，彼时，他在国家航天科研体系内担任重要技术职务，但窗外市场的春潮已清晰可闻。他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历史性机遇正在打开。

与任维佳感受相似的，还有一批拥有深厚航天“血统”的技术人士，他们中有卫星总体设计师，有载荷专家，有承担过数次发射任务的工程师。他们共同的认知是：随着卫星小型化、模块化技术的成熟，以及火箭发射成本的潜在下降空间，面向特定商业与科研需求的微纳卫星市场，存在“国家队”无暇全面顾及，而民间力量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

天仪研究院的创始人杨峰，正是敏锐捕捉到这一“窗口期”的先行者之一。2015年，他决定从北京返回家乡湖南，在长沙高新区开始筹备创业。选择长沙而非航天产业积淀更深的北京、上海，是基于一种务实的生存智慧：控制初创期高昂的运营成本，并寻求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这支创始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的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团队。这份“出身”在早期成了他们获取客户信任、与产业链沟通的信用背书。

2016年1月，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天仪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注册成立。该公司的切入点极为审慎，甚至有些“不起眼”：面向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提供微纳卫星的搭载实验和短周期、低成本的空间科学验证服务。这是一个明确且细分的市场，避开了与“国家队”在大型应用卫星领域的直接竞争，但其技术门槛足以构建初期壁垒，且能快速验证团队从设计、研制到协调发射的全流程基础能力，同时也高度契合团队在空间应用领域的固有基因，有利于快速建立局部竞争优势。用任维佳的话说，这是为了先解决“有无问题”。

同年11月10日，天仪研究院的首颗卫星“潇湘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入轨。这颗重量仅8公斤的立方星，成为中国首颗由纯民营企业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科学实验卫星。

那一刻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商业价值，它向市场证明了，民营力量独立造星并上天的可行性。

早期的天仪研究院，商业模式是典型的“项目制”：接单、研制、发射、交付。每个科研搭载项目都能带来一笔收入，维持公司运转并积累宝贵的工程经验，但增长天花板触手可及。商业航天公司普遍面临的“死亡谷”阴影已然浮现。“成功发射一颗卫星之后，如何将单次的成功，转化为可复制、可扩展、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商业营收”成为悬在所有第一批商业航天创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闯过了政策与技术的首道关卡，却发现自己站在了更复杂、更漫长的商业模式探索的起点。

“押注”SAR

早期“项目制”的生存模式无法支撑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天仪研究院的团队深知，必须找到一条能够形成商业闭环、具备规模增长潜力的主干道。

转折点在2020年底到来，但其酝酿期则早得多。

2020年12月22日，由天仪研究院联合中国电科38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制的“海丝一号”SAR卫星，搭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中国首颗轻小型、平板可折叠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的入轨，标志着天仪研究院一次主动且关键的战略转向正式公之于众。

选择SAR（合成孔径雷达）赛道，绝非一时兴起。当时，光学遥感卫星赛道已逐渐拥挤，多家初创公司涌入，数据产品同质化初显，价格竞争暗流涌动。

而SAR卫星，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回波进行成像，具备全天时、全天候、穿透云雾甚至一定植被遮盖的观测能力，其独有的干涉测量（InSAR）技术更能感知地表毫米级的细微形变。这些特性使其在防灾减灾（如洪涝、地震、滑坡监测）、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如桥梁、大坝、高铁沿线形变监测）、国土资源调查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个领域技术门槛更高，市场玩家稀少，但潜在商业价值公认巨大。

任维佳阐释其底层商业逻辑：“我们很早的定位就不是单纯的卫星制造商，而是希望通过运营星座提供持续的数据服务。我们创业早期有个比喻，‘不卖菜刀，要卖服务’。造卫星是手段而非目的。”

天仪研究院构想的路径是：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低成本卫星制造能力，以此为基础构建规模化星座，最终依托星座向地面提供可持续的商业化数据与解决方案服务。SAR，正是他们为这一长期战略选定的、具有高价值差异化的“服务载体”。

这一转型决策，经历了内部的深度论证与谨慎推进。任维佳将其概括为“远期规划、分步验证、迭代推进”。

早在2019年，天仪研究院便启动了SAR卫星的研发。与一些激进的、要快速部署数百上千颗卫星的星座计划不同，天仪研究院采取了极其审慎的节奏。

“海丝一号”发射后，他们以大约每年一颗的速度，持续进行SAR卫星的迭代发射。每一颗新星都承载着明确的技术升级目标和商业探索任务。例如，2022年发射的“巢湖一号”，重点验证了国产商业SAR卫星的业务化服务能力；2024年，“涪城一号”与“神启号”成功突破双星重轨干涉成像技术，将重访周期大幅缩短。

“押注”意味着将公司主要的研发资源、战略重心和资本故事，都放在这一条赛道上。它需要极大的定力，尤其是在行业炒作概念、追逐规模的故事满天飞时。

天仪研究院的策略是，确保每一颗卫星上天后，都能产生明确的商业验证价值，或技术迭代价值，从而步步为营地构建起在SAR领域从卫星平台、雷达载荷到数据处理算法的全链条能力。这种“慢”，恰恰是为了未来能“快而稳”地跑下去。

融资“历险记”

天仪研究院的融资历程，和过去九年中国商业航天资本态度的变迁几乎同步。从早期为“航天梦”和团队背景买单，到后来执着于追问技术路径的独特性和商业闭环的可行性，资本的理性程度与挑剔指数逐年攀升。

天仪研究院成立之初，得益于创始团队的“国家队”光环和“民营航天第一星”的故事，其天使轮融资相对顺利地获得了数千万元资金，解决了从零到一的生存问题。

天仪研究院随后的A轮、B轮融资，伴随着多颗卫星上天以及“海丝一号”的研制，故事开始从“能上天”向“能做什么独特的事”演进。SAR这个差异化赛道的故事，开始吸引那些不满足于光学遥感红海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

真正的资本分野发生在2020年之后。

随着“海丝一号”成功入轨并获取首批高质量影像，天仪研究院相继完成了C轮等重要融资。资本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务实。

任维佳对此感受深刻――不同类型的资本带来了差异化的资源。君联资本等市场化VC（风险投资）帮助天仪研究院链接丰富的行业生态与合作伙伴网络，助力市场开拓与商业模式迭代；而政府类产业基金（如绵阳、无锡等地基金）则提供了宝贵的在地化应用场景支持与产业政策协同，帮助其更快推动技术落地与示范验证。

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反映了天仪研究院商业模式的需要。商业航天是一个典型的长周期、高风险、重资产赛道，从技术积累、产品迭代到市场教育，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周期。

因此，任维佳反复强调，这个行业尤其需要“耐心资本”的陪伴。天仪研究院描绘的盈利模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三层结构：底层是提供标准化SAR数据产品的基础服务，形成稳定现金流；中层是针对基础设施安全、应急管理等垂直行业的“空天地”一体化定制解决方案，这是营收增长的主要引擎；顶层则是基于长期数据积累的运维、预警、趋势研判等增值服务，旨在形成较高的客户黏性。这个模型的核心，是摆脱单纯的硬件或原始数据销售，转向提供深度融合行业应用的高附加值服务。

为了向资本市场证明这一模型的可行性，天仪研究院在公开市场上展开了一系列实力展示――2022年，实现国产商业SAR卫星的稳定业务化运营；2023年，在全球首次实现商业SAR卫星的稳定干涉；2024年，突破双星干涉成像关键技术；特别是2025年7月的“一箭六星”成功发射，不仅创造了当时国内商业卫星单次发射数量的纪录，更向外界集中展示了其卫星平台批量化研制、测试与部署能力的飞跃。同年12月，天仪研究院名称正式由“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变更为“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被业界普遍解读为其对接资本市场、谋求上市的关键一步。

这些具备节点意义的技术突破与运营事件，不断为天仪研究院的资本故事注入新的信心。它们试图证明：天仪研究院不仅有能力以更高效率将卫星送上太空，更有能力让这些在轨资产持续、稳定、高质量地产生数据，并朝着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远景稳步迈进。

截至2025年9月累计将38颗卫星送入太空的成绩单，是支撑天仪研究院估值的硬核资产。

然而，资本最终关心的，依然是这些资产转化为利润的速度与规模。天仪研究院已经赢得了资本的阶段性信任，但下一场关于盈利 “考试”的压力，已经到来。

盈利模式之困

当前，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环境呈现复杂的交融态势。

一方面，国家顶层设计持续释放强劲利好，商业航天被明确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各地政府扶持政策与产业基金纷至沓来。“中国星网”等国家级低轨星座计划的稳步推进，客观上拉动了上游供应链，并有望在未来摊薄发射成本。但另一方面，行业的“成人礼”考题也摆在面前，如何实现规模化的自负盈亏？

盈利之困，首先困在市场应用的深度与速度。

尽管SAR数据价值公认很高，但其商业化进程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国内SAR数据服务的市场规模仍处在早期。

一名航天央企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机构用户，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其采购流程长、预算审批复杂、决策链条谨慎。将数据产品深度嵌入行业核心业务流程，并让客户形成常态化采购习惯，需要耗费巨大的市场教育、生态建设和时间成本。

任维佳坦言，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市场应用的深度与速度”。风险在于企业能否比市场更快地将解决方案嵌入行业流程。这要求公司不仅要懂技术，还要深谙行业知识，具备强大的服务集成和销售攻坚能力。

其次，困在商业模式本身的沉重性。

构建并运营一个SAR星座，需要天文数字般的前期资本开支。卫星设计寿命有限（通常是5―8年），这意味着即使在轨运营后，天仪研究院也必须持续投入进行星座更新与补充，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循环。在市场需求未完全爆发、单位数据服务收入未能覆盖折旧与运营成本之前，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亏损将是常态。如何平衡巨额资本开支与渐进式收入增长之间的剪刀差，是所有重资产运营星座的公司面临的共同难题。

再者，困在竞争格局的快速演变。

赛道内，除了一批民营公司，部分国有航天集团也成立了更加市场化的主体参与竞争；赛道外，与巨头的竞合关系微妙。

任维佳将天仪研究院的定位表述为“独立深耕，开放协同”，即在SAR专业领域构建独立的价值闭环，同时不排斥与大型星座运营方或行业集成商合作，成为其生态中的专业数据提供商。但这种合作中的价值分配与话语权博弈，将是长期的商业课题。

对于天仪研究院而言，垂直深耕SAR赛道需要直面特定赛道的客观规律：其优势在于能汇聚资源建立深厚壁垒，而风险则在于赛道宽度相对有限，若下游应用市场的爆发速度不及预期，该公司将面临增长压力。天仪研究院所采取的渐进式路径，虽确保了每一步的稳健，但也考验着其在市场窗口期的把握能力。

放眼整个商业航天领域，盈利模式的博弈课题远不止于此。例如，大规模量产能力与定制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数据服务的定价权是掌握在卫星运营商手中，还是会由下游应用平台所主导？在国际市场，地缘政治因素是否会成为比技术更难以逾越的壁垒？

2025年9月那次创纪录的“一箭六星”发射，象征着天仪研究院规模化能力已准备就绪。但发射成功仅仅是开始，如何将这些在轨的昂贵资产，转化为持续、规模化、可预测的营收和利润，是摆在公司面前更艰巨也更本质的任务。

从科研搭载到SAR星座运营，天仪研究院的九年浓缩了一场关于商业可行性的极限测试。其路径选择与面对的困局，已成为观察中国商业航天能否兑现早期承诺的试剂。市场最终期待的，不再是关于星空的故事，而是实打实的、能穿越周期的财务报表。这场关于盈利的漫长攻坚，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