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5：“多模态” 新变局
（原标题：前瞻2025：“多模态” 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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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2025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拥有应对剧变的定力，直面困难的勇气，以及推动改变的恒心。
一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我首先分享三条思路：
第一，回归基本面（BacktoBa－sics）。基本面就是洗去铅华，回归到问题本身，这应当是我们分析和决策的起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是下一个高科技泡沫吗？判断的标准，在于会有哪些落地的应用，会带来哪些生产力的提升。
类似地，特朗普2.0时代的政策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也需要从基本面分析：任何旷日持久的冲突都会导致两败俱伤，因此，俄乌停火是大势所趋。同样，美国的政治需要回应普通民众的需求——“与过去四年相比，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结构性问题。第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批婴儿潮（1963—1972年出生）的2.7亿人在未来十年将陆续退休，这不仅对养老金体系是一次压力测试，也为推动经济转型提供了机会。第二个是消费不振的长期问题。我们需要短期下决心给老百姓发钱，提振信心，中期切实推动提升劳动者在一次分配中的占比，让劳动者的收入有所提升。
第二，变化持续加速，“多模态”新范式初露端倪。在AI领域，我们将看到人机互动新范式的确立。人与机器的协作正在从平面转向立体/空间。机器将更好地适应人，而不是人适应机器。新范式的基础是“多模态”，即AI能够处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数据形式，并通过构建对物理世界和生物化学世界的模型，将“多模态”信息进行融合、关联和协同处理，提供更自然直观的人机交互体验。
同样，在地缘政治、经济政策和全球贸易领域，我们也将看到“多模态”的新范式。在地缘政治领域，“多模态”意味着博弈者不再局限于国家，许多非国家的势力，无论是地方武装、恐怖组织、宗教势力，还是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高科技平台企业，亦或是身家巨万、富甲一方的商贾，都能施加影响力。经济政策和全球贸易也正在拥抱发展模式的多模态。产业政策在欧美被重新重视，中低收入阶层的诉求被民粹式地表达，都在推动全球精英主义者议程——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重新思考和重置。
第三，对外重塑信任，对内重建信心。中国企业出海的最大挑战，是“多模态”地缘政治格局中信任的缺失。美国国内蓝领阶层对全球化的不满，以及中美之间信任的缺失，都使得局势复杂化。在剧变时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重建信心，我们可以参考“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策略：推动股市繁荣；发钱促消费，财政刺激促就业；进而在信心稍有恢复之后，推动实质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二
展望2025年，我提出五个方面的前瞻：
之一：从对话到干活，AI助理来了
2025年最值得前瞻的是AI助理的崛起。从“对话”到“干活”，这是AI助理即将到来的生产力提升。
在未来的镜像世界中，XR智能眼镜是替代智能手机的“下一个重大创新”，帮助我们建立智能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双重链接，而AI助理将成为用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智能管家”，为人机交互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持。具体而言，AI助理将在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首先，AI助理会特别了解我们。AI助理通过观察用户行为，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求职和工作支持。未来的学习将根据每个人的节奏和兴趣定制，而求职过程可能不再依赖简历，AI助理会直接与招聘方AI对接，精准匹配最适合的职位。在工作中，AI助理将成为高效的沟通协调者，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同时减少“伪工作”，让大规模知识协作成为可能。
其次，AI助理会很好地帮我们打理生活。从日程安排到购物决策，AI助理将接管更多日常事务，减少用户精力消耗。通过“bot-to-bot”交互机制，个人AI助理可与差旅、购物等专业AI对接，快速完成任务。这样的自动化将催生全新商业模式，值得探索。
第三，我们要学会“人+AI”的全新工作与生活的方式。AI助理将帮助用户调用多种AI工具，就像今天使用APP一样。要充分利用AI，用户需要掌握与机器互动的技能，包括成为一名优秀的提示工程师（PromptEngineer）。明确表达需求、有效提问，是未来必备能力，这一趋势对传统教育模式提出挑战。
现阶段，AI仍处于技术导向的“码农视角”，程序员根据自身想象设计任务，但这种模式无法满足复杂需求。未来需站在用户角度，设计新的“人+机器”工作流。这种工作流有三大特点：由人提出问题，判断结果也由人完成，并需重新设计流程，而非简单复制现有模式。
爆火的美股行情，全球市值最高的七朵金花（MagicSeven）中的英伟达和特斯拉持续绽放，占标普500成分股的三分之一市值和四分之一利润。我们是否面临AI催生的高科技泡沫？市场对规模边际效益递减（ScalingLaw）还是充满担心的，担心堆砌更多的算力和更大的数据并不一定能带来同样大的AI能力提升，AI能力会陷入到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
AI模型的“多模态”一定程度上疏解了市场的担心。有趣的是，“多模态”不只是AI领域的特点，也是全球化的全新特征。
之二：从大模型的“多模态”到地缘的“多模态”
AI的发展迈向“多模态”，地缘政治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中东，地缘乱局的参与者早已远超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数量。多种势力交错盘根，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一种“多模态”的格局。
地缘政治犹如一副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叙利亚内战中的局势变迁，正是这种骨牌效应的体现。阿萨德政权的倒台牵动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打击，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收缩，以及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空档期，都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曾做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允许100万叙利亚人进入德国避难。这一人道主义行动在当时备受赞誉。然而，默克尔下台两年后，她的政策遭到了诸多质疑，反对者重点攻击她所代表的欧洲政治人物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缘问题的魄力。欧洲在应对俄罗斯扩张及其油气依赖问题上迟迟没有实质行动，反而选择站上道德制高点，却忽视了中东北非的移民问题对欧洲内部民粹情绪的长期搅动作用。
叙利亚不仅是国际博弈的一枚棋子，也是棋盘本身。推倒重来，让几十年的“游戏”被打破了，而重建新规则的过程依旧充满不确定性。这些规则究竟是有助于中东乃至全球的稳定，还是换了一批“玩家”——比如土耳其，这仍有待观察。“多模态”要求在地缘政治中超越简单的对与错，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俄乌冲突能实现停火，并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就可能依照西德模式回归经济发展的轨道。乌克兰加入欧盟并不容易，但通过与欧盟建立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比如加入共同市场，就可以逐步推动乌克兰国内改革与经济复兴，期待20年后靠经济实力来吸引东乌克兰的回归，如同当年东西德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
与此同时，欧洲的发展正经历新的不平衡。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是欧洲经济发展的优等生，经济发展迅速。相较之下，英国除伦敦外的其他地区，其经济发展已明显落后于这些新晋欧盟成员国。
在“多模态”的地缘参与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层级是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以英伟达为例，这家在过去十年市值翻了100倍的企业，被誉为AI时代的“军火商”。类似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也在塑造全球格局。马斯克或许将成为全球第一个身家超过万亿美元的首富，他的影响力无疑是地缘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探讨大企业和大亨对全球地缘格局的影响，自然而然延伸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如何预判特朗普2.0时代的可能性？
之三：特朗普2.0时代的牌理分析
特朗普的胜利不仅是马斯克“全下赌注”（All-in）的结果，让他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商人，更是硅谷贝宝帮的胜利。硅谷教父彼得·蒂尔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硅谷唯一公开的支持者，如今他的门徒JD·万斯成为了特朗普的搭档。不仅如此，马斯克将出任效率部（DOGE）部长，力图大刀阔斧为美国联邦政府瘦身；另一位贝宝帮成员、投资人萨克斯（DavidSacks）也将出任美国首任“AI与加密货币沙皇”，新一轮的金融与高科技去监管已箭在弦上。
硅谷的右倾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合流，是特朗普2.0时代最大的不同，商人主政可能推动一些实质改革，但同时也引发一系列质疑，担心出现另类的“徇私腐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苹果CEO库克几乎每周都能与特朗普通话，确保苹果在贸易战中毫发无损；而贝佐斯则因亚马逊被特朗普指责占美国邮政的便宜而遭到重点打击。这一教训让贝佐斯在今年大选前明确要求其拥有的《华盛顿邮报》不支持任何候选人。与此同时，OpenAI的奥特曼向特朗普就职委员会捐款100万美元，明确表态支持，并喊话马斯克，希望他会做“正确的事”，而非利用权力打压竞争对手。
理解特朗普2.0时代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人事布局、政策优先事项以及特朗普本人的多变性。
特朗普2.0的政策优先事项大致涵盖以下四个方面：遣返非法移民，加征关税，减税和政府瘦身。
竞选承诺的遣返移民和政府瘦身的落实取决于各方博弈。
特朗普将推动延长2025年到期的企业和富人所得税减税政策，甚至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由于共和党拥有国会两院的多数支持，减税政策大概率能够实现。
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关税政策：特朗普已经宣布对美加征25%关税、对华加征10%关税。此外，他在竞选中提议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20%关税，甚至对中国商品可能加征高达60%。关税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这将如何冲击全球经济？
关税政策的实施离不开人事布局。关键人物如马斯克、万斯及商务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等将影响政策实施。尤其是美国贸易代表的提名人格里尔，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虽然莱特希泽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加入特朗普2.0政府，他对未来关税政策走向的影响仍然值得关注。
要理解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重要幕僚对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二是类似莱特希泽这样长期从事贸易谈判的实操者的观点。
2023年，莱特希泽在其著作《没有免费的贸易》中明确批评全球化。他指出，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精英阶层，而中西部锈带地区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他主张通过关税吸引制造业回归，不仅提供经济保障，更赋予劳动者尊严。尽管制造业回归可能以自动化为主，但其象征意义重大，关税政策因此成为重塑美国经济的核心工具。
关税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代表性壁垒，而在智能数字时代和无形经济时代，也会出现新的“墙”。当我们要求别人拆除他们的墙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审视自己？这些“墙”既可能阻挡外部威胁，也可能形成“画地为牢”的困局。全球化自由贸易之所以推动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全球化开放竞争带来了效率和创新。
特朗普2.0时代的全球贸易其实涵盖了三个大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制造业加征关税，将冲击外贸这一关键支柱；限制高科技出口，遏制中国AI领域发展，迫使其自主创新；无形经济的崛起，包括互联网、AI和元宇宙服务，这些模糊了传统国界限制，需双方更新认知。
特朗普2.0时代，不能再简单地将特朗普视为可以做交易的商人。和他切实沟通，需要做好三方面准备：理解美国经济和内政撕裂的原因；战术上寻找妥协的空间，拖延解决不了问题；履行承诺，重塑信任是第一步。
之四：大出海是加速增长的引擎
理解地缘政治的多模态，清楚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政策，能够为分析中国企业的大出海提供背景支持。中国企业的成长需要更好地驾驭出海这一引擎。从出口向大出海的转型，是中国企业的时代命题。
在大出海领域，日本和韩国是先行者。由于两国缺乏庞大的本土市场，从“贸易立国”到“出海立国”是必然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出海仍面临两方面的劣势：一方面，大量的中国制造仍是为了规避关税大棒，采取曲线方式继续服务欧美市场；另一方面，在应对多模态的地缘政治变化时，中国企业还处于“初学者”阶段。
中国制造出海中面临地缘风险最大的领域，正是“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
锂电池是未来储能发展的关键技术，光伏是绿色能源的基础，而电动车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应用。但这三者的出海面临重重困难，凸显了多模态地缘政治的矛盾与撕裂。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便宜的锂电池、光伏和电动车是全球实现零碳目标的重要工具。可以说，没有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将延宕更长的时间。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新三样”的发展是竞争的结果。欧美国家不应通过关税壁垒回避竞争，反而应鼓励中国企业在本地投资，推动技术分享。
电动车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汇聚了三大潮流——中国企业出海、百年汽车产业的颠覆与迭代，以及自动驾驶和网联技术的兴起。这些潮流叠加在一起，形成了“疯狗浪”。中国EV（电动车）的出海无法简单复刻日韩车企的全球化经验，而欧美市场（尤其是欧洲）也面临两难选择：是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土汽车厂商，还是直面中国EV的竞争，甚至主动学习？欧洲不可能坐视老牌车企倒下，因为汽车产业在欧洲雇佣了1400万人，占GDP的7%。但政策制定者也清楚，依赖关税壁垒并非长久之计。
反过来看，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之一，在出海中也需要认真应对。
之五：理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
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不振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和国内市场内卷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体现。显然，中国已很难再通过高增长来推迟这一问题的解决。现在是时候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人口结构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未来？提振消费需要哪些实质改革？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一体两面的问题，而且都在加速到来。1963—1972年出生的2.7亿人在未来十年内陆续退休，而2024年新生儿出生人数预计将跌破900万，相较2017年的高峰几乎腰斩。我们需要跳出抚养比、社保困境等传统视角，重新审视问题。
《银发经济》提醒我们，需要区分“老龄”和“老年”。老龄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平均年龄增长，退休后生活时间延长到20年甚至更久；而老年指的是身体和能力大幅衰退的生命的最后阶段。换言之，老龄化社会并不意味着更多人步入老年，而是进入了“第三人生”。在全社会健康水平普遍提升之后，帮助六七十岁的老人保持健康，并挖掘其退休后的新需求，成为重要课题。
“银发经济”也并不等同于养老经济。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比例实际较低，相反，陆续退休的2.7亿人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受益者，也是房地产升值的最大得益者。退休后，这些人有强烈的休闲娱乐需求，可能希望补回过去忙碌时未曾享受的生活。此外，老龄人口有着巨大的多样性。同为65岁，两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完全不同，退休意愿也因职业背景差异显著。这就需要公共政策有足够的灵活度来适应这种多样化的需求。《百岁人生》作者斯科特在新书《长寿的必要性》中强调，退休应被重新定义为一个拉长的过程——从全职到兼职的逐步过渡，而非一个固定的事件。这种渐进式退休有助于延长职业生涯，提高收入，同时也帮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长寿。
此外，“老龄化”是每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必然经历的过程，人口结构会从金字塔形逐渐变为70岁以下人口均匀分布，抚养比（也就是多少工作的年轻人来支持退休的老人）的一路下滑不可避免。应对此问题，我们需要推动职业适老化，改变职场中的年龄歧视。年轻人以“流体智力”（如信息处理、记忆、演绎推理）为长，而年长者则擅长“晶体智力”（包括经验、见解、人际网络和策略）。通过设计新型工作模式，实现新老结合，能够激发更高效的团队合作。
最后回到消费问题。消费不振的症结在于初次分配的失衡，而提高初次分配效率需要时间，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提振消费需要果断的政策支持。《迫降——商业巨头应对经济危机的内幕故事》一书记录了美国在新冠疫情中如何快速通过纾困方案，向中小企业发放5250亿美元纾困资金，挽救1800万个职位。同时，美联储通过扩表直接购买企业债券，保障信贷市场运转。这些措施帮助美国迅速走出危机，经济反弹。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政府需在速度和准确度之间权衡，快速出台纾困政策。我们的情况要更复杂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