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中的张维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白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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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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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新回到2003年，张维迎是否会一如当初，在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后不久，分工协助人事工作的第三天就提交一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如果他料到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巨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北大的“叛徒”，预见到次年因此无缘北大的领导班子，他是否还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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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不能这样假设。如果都知道了当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说会这样做，那就是骗人。

这是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与2003年相比，坐在我们面前的张维迎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发型几乎和过去一样，花白的头发好似岁月的暗示。

此时，距离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22年。当我们试图跟张维迎争辩北大教改是不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时，他坚决地说：“我要纠正，你可以说我失败了，改革没失败。”

66岁的张维迎不改乡音，操一口陕北味儿的普通话。他解释，原国家体改委的一位老领导曾经说，在中国，干事不当官，当官不干事。成功不成功，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从做事的角度，张维迎是成功的；从做官的角度，可能是不成功的。人的追求不一样――道理谁都明白。问题是，道理明白，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仍然不一样。

一

2003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三年。后来人们相信，中国正是在此时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一季度9.9%的经济增长率令人振奋，房价蠢蠢欲动。虽然“非典”疫情在二季度砸了一个大坑，也没有改变整个经济上行的轨迹。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经济学家激辩的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这一年张维迎44岁。这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九个年头。这位经济学者少年成名。1983年就发表了《为钱正名》，1984年4月，他在《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大学毕业后，张维迎曾短暂地加入政府智囊机构，此后远赴英伦，在牛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94年，张维迎回国。他和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人一起发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办CCER，某种意义上就是想改变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体制。1999年1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有找他谈话的情况下，任命他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张维迎说，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他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

以校长助理的身份提交改革方案的时候，张维迎在光华的改革已经搞了三年。他说，那时候还是有一种改革的氛围。当时北大每年寒暑假各有一次战略研讨会，专门研究北大的发展战略问题和要做的事。国家也在谈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北大做得好坏关系到整个国家，所以他觉得北大应该带个头。“我就起草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交上去，基本上大家认同度还比较高，觉得就应该这么干。”

这是2003年的1月。在张维迎的设想中，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两条：破除近亲繁殖，实行不升即走。北大人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后成立，张维迎负责起草改革文件。本来这些文件都是学校开会讨论，但开学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疫情，改为发邮件征求意见，有人把它挂到了网上。“然后就炸锅了”。

张维迎知道肯定会有反对，但没有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东西没有超出他在光华做的事情，包括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他承认，在光华时就有人反对，甚至闹得很大。到了北大层面，加上网络的放大，这场“教改风波”成了公共事件。

一时间，张维迎成了北大的“叛徒”。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批评比他的观点还要流行。一些评论认为，张维迎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他在毁掉北大。

回顾过往，张维迎说：“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是我不认为在人数上占优势。”通常的情况是，拥护的人私下说，反对的人公开讲，所以信号是不对称的――这种事谁也不愿得罪人，“和稀泥”的人比较多。

此后改革方案两次修订，在2004年，正式发文实施。在一些评论者眼中，这份几经妥协的最终方案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张维迎不这么认为。他说，改革没有失败。基本的原则、理念和方法都已经落实了，只是做得低调了，有些方面多了灵活性。以后北大招人真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他当时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评职称季节”了。“如果未来要写历史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成功不成功是随着时间来看的。”

次年，校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他说他不在乎，“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2010年12月，光华管理学院领导班子调整，他卸任院长职务。去职之后的张维迎回了一趟莫干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当年山上唤改革，此回上山改革难。”

2004年3月，张维迎出版了《大学的逻辑》，他说他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他写道：我们的大学并不具有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当学术氛围不能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天才也会被扼杀。如果我们今天不改革，二三十年后北大仍然成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将难辞其咎。

二

2004年8月上旬，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郎咸平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等国企的过程中，以各种手段蚕食国有资产，进而质疑当时盛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模式，认为这种做法是在瓜分国家财富。

“郎顾之争”迅速上升为一场有关国企产权改革问题的大辩论。至少有几十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参与了论战，其中也包括张维迎的同事周其仁。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增设了国务院国资委。这场辩论自然引起了决策部门的关注。2004年末，国资委明确，大型国有企业不许搞MBO，中小企业可以探索，但须在国资委出台规范文件后。观察者认为，“郎顾之争”的影响是，国企产权改革地方层面的实践一度迟滞；也有论者相信，这让人们对产权改革路径和程序的公开透明有了更深的理解。

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是最早加入“战团”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年8月下旬，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国有企业改革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出自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他强调“往后看”，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一定要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

2004年的张维迎

回顾过往，张维迎说，自己与顾雏军并没有交往。“但我觉得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涉及国家前途的问题。作为学者还假装没事，任何话都不说，好像也不对”。

张维迎曾说，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不过他注定是那个不听劝的人。原因在于，他相信争论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办法彻底扭转它，但是至少还可以制造一些后退的摩擦力。他说，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最后就要出问题了。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维迎意识到了社会情绪的某种变化。他曾经买了几十本勒庞的《乌合之众》送给身边的朋友，他意识到，理性在狂热的情绪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2011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站在2025年回望那时的感觉，他解释：我们人类深层的思维就两种，一种是零和博弈思维，一种是正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思维是人类数万年演化出来的。截至今天，大部分人在大部分问题上仍然是零和博弈思维，所以有一个词叫作Folk Economics――民间经济学，就是民间的、大部分人的思维，这种思维就是民粹。

“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煽呼这些事，就可能拿到足够的声望或者支持。所以从当时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责任心。作为学者你不能去争宠。既不能争‘上面’的宠，也不能争‘下面’的宠。”

张维迎也感受到了社会对自己接受度的变化――1983年开始，他就面对很多争议。但张维迎认为，那时候对他的观点，比如《为钱正名》，民间是支持和认可的，虽然有关部门一度要求学校对还是研究生的张维迎进行处理。在张维迎眼中，2004年是一个分叉点。“相对来说，之前没人骂我，2004年后，内外部联系起来了，各种污名化的东西就出来了。”

但是他说，面对疯狂的舆论，必须有相当的信仰和胆量――光有信仰还不够。胆量就是“你要把自己说出去”。

三  

2016年11月9日，北大国发院致福轩，一场事先邀约的产业政策大辩论在这里举行。辩论的双方是张维迎和林毅夫。

张维迎和林毅夫当时均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同是这家机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学者，他们都曾在海外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也长期在一线担任教学研究任务，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

这一天，北京被雾霾笼罩。在这场3个小时的辩论开始前，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消息不断刷屏。

招牌式的温厚笑容，台湾腔的普通话，白衬衣外罩一件深色西装，辩论场内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儒雅平和。林毅夫相信，大部分时间他是被误解的，他归因于传播过程中的刻板化和卡通化，“有些说是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他说，张维迎误解了我。这些误解包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看待等。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阐释着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

张维迎保持了“批判者”的一贯犀利。“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当PPT上出现这样的标题时，会场一片笑声。

张维迎回忆说，在那之前，他和林毅夫在不同的场合分别谈到了产业政策问题，但并非面对面地讨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说，要不然你们公开辩论一场吧，两个人都同意了。

张维迎说，他和林毅夫的分歧是经济学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范式，他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时至今日，张维迎还是认为，在辩论当中自己提出的所有理论的逻辑和事实，林毅夫没有办法去反驳。

“我是积极反驳他的。但是确实谁都说服不了谁，他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所以这个辩论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可以两个人坐下来讨论，张维迎说。

这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最后一场有这么多经济学者参与的公共政策大辩论。

从那时起到现在，事情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领先被看作是产业政策之功，而美国也正在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推动制造业回流并试图维护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势地位。

张维迎的质疑是，美国也搞就证明你是对的么？

张维迎更愿意将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领先理解为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企业家精神是个人的，每个人认识不一样，所以人类不会犯灾难性的错误。因为你犯我就不犯，你不可能跟我一样。一旦从上到下指定，就“齐步走”了，所以必须让基层发力。

他说：“人类的进步和经济增长都要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的创造力，重要的是如何让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出来。”

我们能指导世界的只是理念。张维迎引用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你在黄昏行走，如果有一座断头桥的话，它给你带来的比没桥还危险。你以为桥是完整的，结果掉下去死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理论全是断头桥。

在那场辩论结束时，时任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辩论主持人黄益平说，今后若干年，是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是林毅夫还是张维迎？这样的争论想必还会在中国响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序言中写道，“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人都别想超越它。”

这个总结，今天依然适用。

四  

2025年12月20日，北京。张维迎出现在一场对话的现场。对话嘉宾是哲学家陈嘉映和周濂，主题是《后真相时代如何看待真》。这是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的第十五期。现场的参与者主要是辛庄课堂的学员。

张维迎身着深色西装，没打领带。作为点评嘉宾，张维迎说，这是辛庄课堂第一次邀请到哲学家。对于论题本身，他的判断是，如果有真相的话，我们距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而非越来越远了。

辛庄课堂是张维迎和企业家黄怒波共同发起成立的，教学基地就设在张维迎的老家，陕西吴堡辛庄村。从2021年5月招收第一批学员至今，已经有五期来自各行业的150名学员完成了学业。目前，第六期学员的招生也已近尾声。

张维迎担任辛庄课堂的学术总导师，他会给每一个班授课。张维迎承认，做这件事有家乡情结在，比如可以让乡亲的生活有一些改善，但更多的是传播一种观念。

张维迎说自己也没有能力培养企业家，“我只是说，观念就像一个小火苗在那儿，你在漫漫长夜当中寻找，你觉得很绝望，如果你看到一个火苗，看到有一个亮的地方，你就觉得有希望了”。

张维迎近照

张维迎第一次写文章谈企业家是在1984年，文章的题目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那时候，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还多少是一个有些禁忌的词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叙事中没有企业家的位置。

不过企业家主题一直伴随着张维迎的学术研究。1989年，他和盛斌合作出版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他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资本雇佣劳动”。1995年，他出版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2022年，张维迎出版了《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研究企业家30多年将近40年，但是只有最近几年我才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辛庄课堂开的不是讲授技术性的课，课程设置围绕企业家精神和人文情怀，科技、心理学、美学、哲学和历史等方面的课程都有。张维迎说，它的独特性在于，在穷的山沟里面，仍然可以举个小火把，那是让企业家精神永远闪亮的一个地方。

他自问自答：你不做这个事和做这个事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还是有不一样的。

五

一场大风过后，北京蓝天重现，冬日的阳光打在窗玻璃上。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过去。在冬奥村的一个茶楼里，张维迎讲述一个经济学者的心路历程，自己感受到的家国变化。他的笑容温厚，眼里有光，言辞诚恳而热切。

我们问张维迎：还相信逻辑的力量吗？

张维迎说：只能这样讲，你相信能坚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逻辑，彼此在碰撞。我们人类远比任何一个理论都要复杂，但是恰恰因为其复杂才有意义。我觉得我讲的是有道理和逻辑性的，它总会说服一部分人。我没法让胡说八道的人闭嘴，但是至少可以让他不那么嚣张。

如果说我前20年是在推动一些变化，后20年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人性丑恶的东西很多，不是好人就有好报。一个制度也一样，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就容易维持。如果好制度那么容易取胜，就不用人奋斗了。正是因为它的产生和维持太艰难，所以才要我们为之努力。市场经济也是这样的，你得到好处了也不会感谢它，你还老看到它的坏处，在没有它之前，你也不知道它有啥好。骂市场的人，往往是在市场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人。

我们问张维迎：如果可以回到从前，会改变什么？

张维迎说：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在面对很多“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面向未来的。你永远不知道未来，所以没办法说“退回到那时候，知道所有后果时，你会怎么做？”，因为其实永远退不回去。

企业家的决策本身就是这样，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成为企业家。面对未来，你有猜，你有想象。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不存在的，并且能做出来，这是少数人。

我们问张维迎：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张维迎说：事在人为。我不是想当然地乐观或悲观，依赖于人的努力。这世界并非注定如此，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些人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我们未来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下，依赖于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有赖于我们想什么。人类最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改变。所以我说，世界不仅是不确定的，更是未定的。不确定是什么意思，更多是说知识不够，不知道而已，但实际上是确定的。就像受精卵，基因决定了他未来会长成啥样，只是眼前不知道。但未定不一样，未定就是没定，这也是人可以大有作为的原因。

我生在1959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上学赶上“文革”，大家都觉得是最惨的一代。结果呢？赶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成了最幸运的一代。

所以我不用乐观和悲观去定义，因为我真的相信事在人为，没有绝对注定如此的命运。路径依赖？有的，但是不是路径决定，不要以为路径依赖就路径决定了，过去就将未来安顿好了。“依赖”是说有关系，但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十字路口――历史永远在十字路口，过了这个十字路口还有下一个十字路口，总是在十字路口。

所以每个时间点的转变都不晚，这样看我还是乐观的。但是我不是历史决定论似的乐观。

我们问张维迎：该怎样理解这25年？

张维迎说：这25年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无论是你对人性的了解、对社会的理解还是对命运的掌控，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你觉得你该做什么。回头来看，我几十年就是这个命――改变人的观念，传播我认为对的观念。从《为钱正名》开始，就这么一路走下来。

我也不太喜欢宏大叙事――不是说不需要，只是我不擅长。不论一个人有多对，他知道自己的所知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谦卑的――我是古典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