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第一大站”见证2026年春运：那些奔波中的努力与期盼｜故乡里的中国

（原标题：在“宇宙第一大站”见证2026年春运：那些奔波中的努力与期盼｜故乡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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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广州南站再一次成为中国春运中的“顶流”。

根据广州南站（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南车站）公布的数据，春运以来，截至2月14日（春运第13天），广州南站及管内46个站累计到发旅客1163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692.5万人次、到达旅客470.5万人次。2月14日当天，广州南站本部发送旅客、到达旅客共计约67万人次。

今年春运开启以来，广州南站“分钟级发车（频率）”“宇宙第一大站”等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引发热议。2月14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已经开启“通宵运营”模式的广州南站，采访了数位这场春运里的普通人。他们虽然匆忙奔波，但也满怀着对新年的期待。

备战接班的“零零后厂二代”

在广州南站的候车大厅，唐星正等着回湖南老家的高铁。他手里拿的是站票――因为票太难抢了。

这位“零零后”年轻人在广州出生，2022年从珠海电子科技学院毕业，大学主修专业是平面设计。唐星的父辈早年从湖南到广东创业，目前在中山经营一家小规模的灯具公司。

出于对家乡的“好奇”，2022年毕业以后唐星没有立即接手家里的生意，而是先去长沙闯荡。“（毕业）第一年入职了长沙一家电商公司，算是行业内的腰部企业，后来他们资金流出问题就开始裁员，我就离开了。”唐星说，紧接着他与女朋友分手，生活状态陷入低谷。

唐星说，他的学历并不优秀，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大多数是门槛较低的初级销售、催收等工作。“感觉去年很糟糕。”唐星说，他大概在国内旅游了半年，最后决定回家，与父母一起努力，“好好干家里的生意，创一番事业”。

2025年开始，唐星干劲十足，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什么活儿都干。“刚毕业的时候很憧憬外面的世界，想走出家里，得到社会的认可。”唐星有些尴尬的笑着，自嘲“年轻不懂事”。 据唐星介绍，他的父亲今年大约47岁，2000年左右从老家到广东打工，从电子厂干起。2012年左右，他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灯具产品零部件的制造，客户则主要是国内的灯具企业。

“这几年竞争非常激烈。”唐星表示，过去几年出口订单一直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起起伏伏，而国内订单基本处于饱和、内卷的状态，“内销、外销各有各的困难，供过于求，对中小企业来说压力太大了”。

唐星回忆称，家里的工厂2018年以前生意都不错。“去年非常难，明显能感受到资金压力很大，回款、订单都出现了问题。”

过去一年多，唐星接手家里的生意还比较顺利。“上阵父子兵，我爸爸今年47岁，还是打拼的年纪，我们相互配合。”唐星说，他的专业是平面设计，虽然与现在的主业不匹配，但可以帮家里在产品设计、宣传方面出主意。

相比父亲，唐星认为自己更有创造性、更敢突破。“我回来上班的第一天，陌生拜访，就去谈成了一个‘大客户’，当时很受鼓舞。”他说。

“父辈的经营理念可能比较保守，不太敢面对超越我们体量级别的企业，但我现在就敢单枪匹马地过去，从保安开始突破。”唐星说，今年他会按照这个思路，进一步拓宽客户资源。

低收入群体的“中年危机”

今年55岁的谢先生感觉终于走出了“中年危机”的阴影。

“去年感觉好了，不吃药了，心态变了。”谢先生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笑着说，并没有掩饰自己缺掉的门牙。

谢先生的人生轨迹颇为曲折。他回忆称，自己老家是安徽的，父亲在世时是一位县委书记，母亲在世时是一位人民教师。1989年，谢先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并进入父亲所在县城的县中医院。

“在中医院干了两、三年，因为‘超生’第二个孩子，我就离开了单位。”谢先生说，后来他在当地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因为医术受认可，一干就是20多年。

大约2010年的时候，当时四十多岁的谢先生遭遇了严重的家庭变故，他因此身心俱疲。“我自己当医生，也治不好我的病，我父亲去世前（2012年）建议我到南方来，宽宽心。”谢先生说。

“每个月能挣2000元，够吃饭花销，保命即可。”谢先生说，这是母亲在他离开家时唯一的要求。

就这样，谢先生从安徽的一个小县城，一路南下“停在佛山”，干起了叉车工人的活。2012年至2025年，谢先生每年会回一两次老家，与家人团聚。他的孩子们都很让他放心，一个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一个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分别在南京、厦门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也各自成家立业。

2025年，谢先生的母亲去世了。“今年春节我就不回去了。”谢先生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当天，他到车站是送工友回南宁过年。

谈及春节，谢先生并不感到孤独，反而有另一种轻松。他没有购买医保、社保，孩子给的生活费他也不收，倒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现在还不到60岁，等厂里不干了，我可能会考回行医资格证，再当医生。”谢先生说，他觉得60岁退休都还早，只要保重身体，自己能干到70岁。

不过，谢先生同时表示，过去几年，社会经济压力大，他在工厂里看到中老年工友生活困顿。“疫情之后，工厂的订单断崖式的下降，降薪裁员频繁，我也换了一家公司，从本田（佛山基地）换到了大众（佛山基地）。”他说。

相比起城市里精英人群的“中产滑落”，谢先生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中年危机”缺少社会的关怀和帮助。他进一步称，他的工友们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仅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有家庭的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只有两三千，活得就剩一口气”；另一类是“存不下来钱，给不起彩礼，没有组建家庭，没有妻子、孩子”。

“都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如果再多一些压力，生活中那根弦很容易就崩断了。”谢先生说，这两年很多企业因为收入下降，一再把内部压力向下转移给普通员工，希望国家能重视这样的现象。

“现在的社会对收入相对有限的人还是很不友好，我们国家过去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在贫富差距、收入分配问题上还能有更好的改善。”谢先生说。

谈及对过往人生的感受，谢先生说：“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国家越来越好，个人命运就越来越好。”

还在适应“反向过年”的老父亲

57岁的隆先生在广州南站候车大厅里焦急地找检票口，拿着智能手机，却不太会用。

2月14日，他从湖南坐高铁到广州，还需要转车至佛山才能到儿子家过年。这是隆先生第三次“反向过年”。

隆先生称，他的儿子在广铁集团工作，前年与儿媳定居佛山，今年迎来了孙子的诞生。“今年我自己过来，和孩子、孙子一起过年，老婆也在这边。”他说着，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他“转车检票口在24号”。

隆先生感慨“（社会）发展太快，我们老了”。隆先生回忆称，他年轻时在国营单位工作，后来因企业改制离开了卷烟厂，进入驾校公司做教练。

隆先生称，经历了疫情的冲击，驾校的生意下滑很明显，虽然最近几年一直在恢复，但还是难有大的起色。“2018年、2019年的时候，每年我们大约接5000名学员，疫情之后从1000人/每年，恢复到现在3000人/每年。”

“（一方面是）大家收入下降，报考人数减少，（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速下降带来的影响。”隆先生说。

眼下的隆先生最期盼快一点见到家人。因此，尽管一路上匆忙、笨拙，他还是很高兴。“我离开卷烟厂的时候领了补偿金，现在的公司五险一金也齐全，我个人没什么担心的了，就是照顾好自己，搭把手给下一代减减负。”隆先生说。

隆先生同时表示，“反向过年”这三年，能感受到交通越来越便利，但是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他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这些“慢下来”的人更多适应的时间。

想存钱、进修学业的“职场人”

22岁的杨小姐自己带了折叠小马扎，坐在候车大厅的地上。“春运嘛，来之前就在网上刷到这里‘人山人海’。”杨小姐说。

杨小姐是广东人，在广州工作，此次行程是返回茂名过年。因为广州、茂名之间往返方便，杨小姐并没有带太多行李，一路上心情愉悦、轻轻松松。

杨小姐也是初入职场的新人，正处于从大学生到“社会人”的适应阶段。2025年，毕业找工作初期，杨小姐发现，比起有发展有前景，“双休”似乎是择业中更难的标准。2025年，她“千辛万苦”才应聘到了一家国企做前台。

“找工作太难了，想到难，没想到那么难。”杨小姐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的工作不太符合她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但一时间难有突破性改变。

杨小姐称，她的父母在茂名以务农为生，她目前的月收入大约5000元，刨除日常生活成本很难有积蓄，因此还不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过，父母对她也很宽容，只希望她“毕业出来工作能养活自己就好了。”

进入工作岗位后，杨小姐也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足。“我念的是市场营销，似乎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也想跨专业考研。”杨小姐说，她希望自己能成为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才，循序渐进地成长，这样会比较有成就感。

谈及未来，杨小姐充满期待。“人本来就要走上坡路，然后会越来越好。”她说。

同样在候车的“职场人”吴小姐则更为沉稳。

吴小姐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她今年38岁，刚刚度过了职场的“瓶颈期”，已经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节奏。

“继续努力是肯定的，心态没有那么紧绷了。”吴小姐说，她越来越觉得人生是一趟丰富的旅程，不必太较真，并开始期待自己的“四十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