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岛上的奥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邹波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战争与归属：英格兰时期的奥登》（TheIsland:WarandBelonginginAuden’sEngland）这本传记聚焦于诗人W.H.奥登在英国的青少年时期。1925年7月4日下午，中学毕业演出的舞台上，他披着兽皮，演的是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怪物卡利班。那是中学的最后一天，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争当主角或重要配角，而是选了一个“文明”范畴之外的形象。那一刻，他似乎隐喻式地为自己未来的诗人身份定了调。
想象一下，如果你读《暴风雨》，会想代入谁？大部分正值青春的人会选择费迪南德和米兰达――一对岛上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心地善良的人则会感到自己像普洛斯彼罗――那个在荒岛权力游戏里受害的一方；就算是心怀不轨的人，也未必愿意去演那些彻底的反派。性格孤僻、带点骄傲的女孩，也可能会向往超然歌唱、操控魔法的美人鱼爱丽儿。而奥登，却挑中了去演卡利班。
卡利班的身上，有一点类似传说中灯神怪的魔性与力量。他是岛上的原住民，却被孤独的复仇者普洛斯彼罗奴役。他生活在文明人之下、之外，但与这片土地的自然血脉相连。他的力量被压迫者利用，却依旧保留着野性与自我――他甚至对普洛斯彼罗说过一句话：“我是你全部的臣民，所以我首先是自己的国王。”
多年后，在纽约的夜校开设的《莎士比亚讲座》中，奥登谈到：“卡利班和爱丽儿同样渴望自由。卡利班要的是能够满足所有欲望的自由；爱丽儿追求的是无论经历什么都保持纯净的自由。”在戏剧的结尾，普洛斯彼罗最终将自由交还给了他们。在奥登看来，这两者都象征着现代社会中试图生存下来的“自然人”。
不过，奥登所说的“自然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放任自流。他认为他们仍需要一种自我教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律，而是一种属于诗人的自我修养。他在讲座中强调：“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你要掌握舵，带自己走向高贵，或者卑贱，但绝不会落在中间的平庸里。”这和他诗里那句“在污浊中污浊，在正直中正直”一样――无论如何，不要沦为中庸。这种精神，正是小魔鬼卡利班的写照，也是一种他所追求的诗人自由。我甚至愿多加一句自己的祝词：“愿我的成熟，依然畏惧自己的修辞。”
这种语言上的自由，也是奥登的叛逆标志之一。1937年，他在《西班牙1937》里写下了那句令乔治・奥威尔愤怒的诗――Theconsciousacceptanceofguiltinthenecessarymurder（清醒地接受谋杀的必要）。奥登承认，这只是修辞上的诱惑，想要让语言同时呈现两面。这句诗几乎成了他离开英国、前往美国的导火索――对他来说，诗歌的自由就在于敢在刀尖上写字。
然而，无论是在性取向上的自由，还是在语言上的无拘无束，他仍无法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身份。那是一种既带来伤害又无法割舍的联系。少年时期的奥登就模糊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英国性”比霍布斯、洛克用社会契约定义的自然人复杂得多。多年后，他总结道：“我自称是粉色的、自私的旧自由派，但天生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内心最深处的魔鬼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种矛盾与混合，本身也是自由的一部分。
早在中学毕业演卡利班的那年，奥登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他的早期诗作之一，描写了在英国海岸雨中拾取燧石的拾荒者――那些人可能是一战退伍的老兵，也可能是逃兵，还可能是从奔宁山脉被淘汰下来的老矿工。而矿工本身，也可能是老兵或逃兵。他们是现实中的卡利班，是国家真正的中心人物――却又是局外人。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往往来自它的边缘人――那些沉默的死者，以及记录他们的诗人。本雅明形容战争幸存者时说：“他们并不是谈吐更丰富，而是在可交流的经验上更加贫乏。”
在少年时期的奥登眼中，这些人仍然承载着英国的荣光。但他也必须慢慢挣脱上一代诗人A.E.豪斯曼的阴影――那种诗句里带着乡村牧歌与帝国骄傲的调子。坦白说，我自己也喜欢豪斯曼的诗――它们像是一首首庄严的赞美诗，让人联想到《国王的演讲》里的气质，满是英国地名和未受破坏的风景，还有帝国的荣光。这种诗意带着某种全球性的味道，仿佛在“调和宇宙的悲伤”，与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存在不谋而合。
传记还提到，在奥登童年（一战前），他的父亲喜欢亲手做家具――那是英国乡村颇为流行的爱好，受罗斯金所提倡的工艺美术理念影响。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手工精神，融合了乡村骑士风度，也带着对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轻蔑。今天看来，有点像李子柒视频里虚构出来的田园场景，只不过奥登的成长环境是真实存在的“共同体”。
然而，1914年的战争让这一切戛然而止。伍尔夫曾说，“人性彻底改变了”。爱国主义的下一个阶段，是国家对死亡的沉迷与上瘾。那一年，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口袋里常常装着豪斯曼的诗集。豪斯曼也写过少量与死亡相关的诗句，但总体仍然是爱国颂歌。我曾读过不少一战时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