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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中国法的影响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休斯夫人号事件”，在西方重启了“法律东方主义”的话题，从第一种“法律东方主义”――法治文明的中国范，失落为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应当被驯服的野蛮。
溯源这一话题，就涉及“东法西渐”的历史脉络，李栋《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一书，将此脉络――西方人对中国法的认知变迁，划分了历史阶段来谈。
他从古希腊罗马谈起，谈到了对东方“赛里斯国”法治的神秘化想象，一直谈到1899年英国学者阿拉巴德出版《中国刑法评注》一书，将“东法西渐”分为七个历史阶段，形成了四种“法律东方主义”，主要形成于启蒙运动和殖民运动两个时代。
第一种“法律东方主义”以伏尔泰为代表，但他并未读过《大清律例》，因为该书1810年英译出版时，伏尔泰已于1778年逝世，可他生前或许经由传教士对此有所了解，而传教士等之于《大清律例》也是仅作为一部完备的成文法，罕见于当时欧洲，而有所推崇，故彼等于此，虽未深究，却也一概认同。
其认同影响了伏尔泰，所以，这位“欧洲的孔夫子”确认，中国法的本质，是德政与仁治的一个法律形式，其核心在于用礼制引导司法体系，礼法并用，形成德主刑辅的法治。
因此，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可用以褒奖善行，如以表彰孝悌、忠义，教化人民。这样的法律具有一种天长地久的稳定性，可以作为永恒不变的秩序象征，此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核心优势。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强调：“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并盛赞中国法律“四千年一以贯之”。
他将《大清律例》代表的中华法系视为超稳定文明的典范，认为其延续性远超欧洲法律的频繁更迭。在《哲学辞典》中，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稳定性源于法律与伦理的高度融合：“中国人将法律与道德合而为一，使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自然延伸”。
伏尔泰借中国法律的连续性，抨击欧洲因宗教战争和君主专制导致的司法混乱。他说，“当欧洲人还在森林中游荡时，中国人已用法律治理庞大的帝国”，这一对比，旨在呼吁欧洲建立世俗理性的成文法典，取代教会法与封建习惯法的割据状态。
区别于欧洲宗教法，伏尔泰强调中国法律的世俗性：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法律仅关注现世公正，依赖理性制度而非神权威慑。
中国法律伦理化，秉承了儒家礼法的普世价值，为宗教笼罩下的欧洲，提供了一种道德先于宗教的治理模式，伏尔泰尤为推崇中国法律以儒家伦理而非宗教教义为基础，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指出：中华帝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敬天爱人”，统治者无需借助“神启”便可实现公正。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欧洲的“君权神授”，主张以世俗伦理替代宗教权威作为立法根基。
因此，中国法律有其深度社会整合功能，普现于秩序构建与民族凝聚力方面，法律通过维护家庭伦理，实现社会整合，成为父权政治伦理型国家典范：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法律还具有同化异族的力量，他指出元、清两代征服者都接受汉法：鞑靼人发现战败者的法律如此完善，以至他们也遵行这些法律；满族采用汉族法律后，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这正如他所断言：中国人在伦理和政治法则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其局限。然其局限，并非认知不足，而是想象过度，难免美化之嫌。其理想化叙事来源于传教士，这使他忽略了《大清律例》的严刑峻法，如凌迟、株连等，以及司法腐败的现实，更忽略了满汉异法、旗人特权等制度性不公。对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伏尔泰“将想象当现实”。
伏尔泰对于中国法律的论述，止于三个重点：一是道德褒奖，如嘉奖善行，在《大清律例》中，表现为“八议”“养亲”等条款；二是程序公正，如死刑复核制，死刑需“三复奏”；三是世俗理性，无宗教审判。但他却忽略了，其实这三点，皇权都能越法干预，更何况律例条款中，70%为刑法，连民事也用刑罚。
伏尔泰所言，以其启蒙视野下的中国法想象，对欧洲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本质，乃以东方镜像投射启蒙理想，其欲以儒家仁政对抗欧洲神权，以科举文官制取代贵族世袭，以伦理法体系呼唤理性治理，这使他成为了“法律东方主义”的话事人。
尽管其论述因信息所限，而难免有缺陷，但他还是以此推动了欧洲的法典化运动，并且启发了魁奈以中国为模型的“自然法秩序”的主张，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对“法治”内涵的重构――法律不仅是惩恶工具，更是塑造公序良俗的文明基石。
第二种“法律东方主义”以孟德斯鸠为代表，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法的评价，基于其“专制政体论”，以之为中国法的制度根基，且将中国归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