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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家：存量PPP项目合同纠纷解决先选对 “球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纠纷发生时，首要问题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先明确把争议放进民事还是行政的‘球门’，这直接决定后续程序走向和权益保障效果。”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2月26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华珍在“PPP存量项目争议解决研讨会”上表示，PPP合同属性的明确不仅关乎单个项目的纠纷解决，更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只有让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都清晰了解纠纷解决的游戏规则，才能降低合作风险、稳定投资预期。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自2014年开始积极推动PPP模式落地。高峰时期，PPP管理库项目投资总额超16万亿元，覆盖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医疗等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领域，而其中的大部分项目都变成了存量PPP项目。 8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要分类分级推进实施，对接近完工项目、对推进缓慢项目采取不同措施；同时明确，2024年底前未开工的项目，原则上不再采取PPP存量项目模式实施。 对于项目出现问题后的社会资本和政府双方来说，首先面临的就是PPP 合同究竟是民事协议还是行政协议？ “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形成‘二分法’的判断逻辑，但核心定性已逐渐清晰。” 黄华珍介绍，根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与社会资本方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而该解释第二条第五项进一步明确，符合规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所谓 “二分法”，黄华珍解释，即法院会从合同订立目的、权利义务内容、主体身份等维度综合判断：若合同核心是实现公共服务目标、包含行政优益权条款（如政府方监督指挥权、单方变更解除权），则认定为行政协议；若仅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约定，才可能被认定为民事协议。 “但PPP项目天然带有公共服务属性，行政协议定性已成为主流裁判倾向。”黄华珍透露，从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政府方要求投资人履约，还是投资人主张赔偿、解除合同，多数法院都会以 “行政协议定性” 为由，驳回民事诉讼请求或不予受理，转而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仅少数涉及纯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存在例外，但实践中占比极低。 尽管PPP合同属于行政协议定性方向逐渐明确，但黄华珍认为，当前PPP行政协议诉讼程序仍面临诸多实操难题：首先是起诉难、立案难、裁决难和执行难。由于社会资本害怕破坏政商关系，投资人不到实在扛不下去的时候，基本不会起诉政府；一些地方法院不受理以PPP项目合同诉讼；个别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久拖不决；在执行层面，由于只能执行政府的自有资金，不少项目执行回款很困难。 其次是管辖层级过低。由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才能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而绝大多数《PPP项目合同》是由委办局签订的，一些法院会以政府与委办局之间是行政授权关系而非行政委托关系为由驳回对一级政府的起诉，这就导致案件一审只能在基层法院，案件审理出不了省，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针对上述问题，黄华珍建议，对于社会资本方和政府方而言，纠纷发生时应优先明确解决路径：“若合同约定了个别地方仲裁机构，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尽可能减轻地方保护主义；若希望选择中立机构处理，可优先考虑中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直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减少程序争议。”...

（原标题：樊建川：建100座博物馆｜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记者 张晓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樊建川接受央视采访 受访者供图 2000年，樊建川43岁，他已从宜宾市副市长成功转型为一名“奇怪”的地产商人，为什么说他奇怪，因为这名腰包鼓起来的地产商人，要建一座博物馆，名字已经想好了，叫作：建川博物馆。 原来，当过兵且出身军人家庭的樊建川，热爱历史，收集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文物，多达上万件。樊建川心里想，这些文物无处安置，不如修建一个博物馆来存放它们。他竟然真的就这么去做，只是没想到博物馆这件事，樊建川一干就是25年，干到现在，把自己变成中国民间博物馆的第一人。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房地产商樊建川，大家都把樊建川尊称为樊馆长。 樊建川说：“20年前，我准备用500亩地建博物馆，去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官员，北京、上海、重庆都去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你一个私人老板，怎么可能用500亩地建博物馆？你不会是用20亩地建博物馆，480亩地搞房地产开发吧？所以他们都不给我地。我就这么寻寻觅觅地跑了三年，一事无成，找不到地。后来没办法，我就通过拍卖，买了这500亩地，500亩的房地产建设用地。但是21年过去了，这块地没有开发，1寸都没有开发，已经建成了34个博物馆场馆。事实证明，这500亩地我都用于建博物馆了，他们现在相信了。” 01 樊建川出生于1957年，他在2013年写了一本书，叫《大馆奴》，马识途给题的书名。流沙河给书写序，称樊建川为“樊妖精”，是说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奇怪的房地产商人，半生拼搏，冒风险赚的钱，倾囊投入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今日钱财投光不说，他日馆群（指建川博物馆聚落）还要“裸献”公家。献完不说，本人死后还要遗体剥皮，绷紧成鼓，置于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 流沙河的言下之意，樊建川在他眼里就是个“妖精”。 樊建川出生于宜宾，今年68岁。父亲给他取名建川，就是“建设四川”之意。樊建川的祖籍是山西兴县交楼申乡马家梁村。 1976年樊建川去内蒙古当兵。他与军人、抗战历史结下一生情缘，经济观察报记者2010年采访樊建川的时候，他仍然一副退伍军人装扮，穿着迷彩服，跟记者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1979年恢复高考后，樊建川在部队考上西安政治学院读大专。1981年，他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当了一名老师。1988年，樊建川转业到宜宾政策研究室工作，在1993年当上了宜宾市副市长，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浪潮正盛，樊建川当副市长没多久，觉得自己不适合为官，公务员收入低，以及不想在宜宾这个小城，就决心辞职下海。樊建川辞去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的消息，在当时还引起轰动和广泛讨论。 1994年，樊建川和几个朋友凑了100万元，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赶上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爆发式增长的时代潮流，最好的时候，公司做到了四川全省前十名。 当樊建川赚了钱之后，开始喜欢收藏旧物，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旧物，这些文物越积越多，多到上万件，个人家里根本容纳不下。 1999年，樊建川申报“建川博物馆”，因为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当时并没有马上要有一个物质形态的固化的博物馆，我只想在哪个地方修一个房子，两间，几百平方米，东西搬进去就叫博物馆了。”樊建川称。 2001年，樊建川花了20万元，在四川省博物馆租了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展览。跟其他博物馆交流之后，樊建川发现自己的东西不比别人差，忽然就有了底气――我也可以建博物馆。樊建川说：“原来我的藏品那么好，原来我也可以修博物馆，这两点让我觉得可行。” 02 那么，一个博物馆要修多大呢？ 樊建川说，“小时候觉得一节课45分钟是老师说的，大了看书才知道是科学的。于是我就明确按照45分钟的参观时间来建馆，保证新鲜感。我不建大的博物馆，转4个小时，最后游客疲惫不堪。另外，不要把不同内容的文物放在一起，一定要细分，不要在一幢大房子里边装许多东西，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埃及的、中国的。当时这样做有道理，今天我再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樊建川刚开始做的想法是叫“博物馆超市”，即把博物馆的神圣性打破，使之成为一个邻家的普通的文化形态，参观每一个馆只需要花几块钱，价廉物美。但是大家反对用“博物馆超市”这个词，他就随了大流，用“博物馆聚落”这个名字。 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考虑规划用地，先想100亩，又想200亩。看了宋城，他觉得500亩是合适的。 一般省博物...

12月26日，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推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八个重点领域，涵盖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成长、服务先进制造业发展、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引领作用、有效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2年1月，原银保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银行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其核心在于为金融机构提供监管指引。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指出，《意见》与《方案》构成递进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与升级，两者共同构建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监管政策框架。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成长位列八大领域首位 具体来看，本次《方案》首先要求金融机构科学统筹制定数字金融发展规划、建设数字化运营体系、建设数字型组织体系、建立数字人才体系等，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八个重点领域：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成长、服务先进制造业发展、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在民生服务领域开发有针对性的数字金融产品、服务乡村振兴、支持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支持贸易数字化。 其中，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成长在各重点领域居首位。《方案》提出，要围绕科技型企业“两高一轻”特点，建立科创大数据集为企业识别画像。合理运用智能审批授信模型提高审批效率，对未通过线上审批的客户提供线下补充申请渠道。探索发展数据资产、网络安全等相关保险业务，为科技创新应用提供风险保障。 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向中小机构输出技术产品和服务 作为金融机构深化数字化转型的指引文件，《方案》结合当前发展形势，新增了“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工作内容。例如，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方案》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构建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通过集中管理模型开发、部署与评估流程，提升人工智能建模及安全应用能力。积极探索量子计算、区块链、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在金融场景的融合应用，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提升科技自主可控能力，全面提升对多技术栈、复杂架构的管理水平，稳妥实施分布式、微服务改造，探索低代码、无代码开发平台建设，增强敏捷交付能力。 对于那些科技领先的大型金融机构及科技子公司，《方案》鼓励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向中小机构输出技术产品和服务，鼓励金融同业共建共享数字基础设施。 “《方案》对金融机构有效激发数据要素潜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既注重数据要素的深度开发，又坚持风险防控的底线思维，确保数据要素在合规框架下实现价值转化。”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进一步指出。 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纳入数字金融重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将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纳入到数字金融的重点工作中，明确了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监管能力的主要举措。 在技术赋能方面，《方案》提出加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力度，丰富穿透式监管工具箱，提高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前瞻性，提升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能力。在监管大数据建设方面，通过监管报表“一表通”建设实现监管数据的统一标准、统一采集和统一管理，提升监管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与及时性；丰富大数据来源渠道，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强化风险监测和动态捕捉市场主体异常行为中的作用。 在监管基础设施方面，《方案》特别指出，监管数字化转型需要人才体系支撑，提出培养懂科技、懂数据、懂监管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监管人员的数据建模分析能力，重点强化对智能工具的应用能力，建设智能监管人才梯队。 金融监管总局强调，未来将指导金融机构积极稳妥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同时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加强跟踪监测分析，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原标题：论争中的张维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白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引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如果重新回到2003年，张维迎是否会一如当初，在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后不久，分工协助人事工作的第三天就提交一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如果他料到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巨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北大的“叛徒”，预见到次年因此无缘北大的领导班子，他是否还会这样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张维迎说，不能这样假设。如果都知道了当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说会这样做，那就是骗人。 这是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与2003年相比，坐在我们面前的张维迎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发型几乎和过去一样，花白的头发好似岁月的暗示。 此时，距离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22年。当我们试图跟张维迎争辩北大教改是不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时，他坚决地说：“我要纠正，你可以说我失败了，改革没失败。” 66岁的张维迎不改乡音，操一口陕北味儿的普通话。他解释，原国家体改委的一位老领导曾经说，在中国，干事不当官，当官不干事。成功不成功，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从做事的角度，张维迎是成功的；从做官的角度，可能是不成功的。人的追求不一样――道理谁都明白。问题是，道理明白，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仍然不一样。 一 2003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三年。后来人们相信，中国正是在此时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一季度9.9%的经济增长率令人振奋，房价蠢蠢欲动。虽然“非典”疫情在二季度砸了一个大坑，也没有改变整个经济上行的轨迹。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经济学家激辩的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这一年张维迎44岁。这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九个年头。这位经济学者少年成名。1983年就发表了《为钱正名》，1984年4月，他在《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大学毕业后，张维迎曾短暂地加入政府智囊机构，此后远赴英伦，在牛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94年，张维迎回国。他和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人一起发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办CCER，某种意义上就是想改变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体制。1999年1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有找他谈话的情况下，任命他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张维迎说，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他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 以校长助理的身份提交改革方案的时候，张维迎在光华的改革已经搞了三年。他说，那时候还是有一种改革的氛围。当时北大每年寒暑假各有一次战略研讨会，专门研究北大的发展战略问题和要做的事。国家也在谈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北大做得好坏关系到整个国家，所以他觉得北大应该带个头。“我就起草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交上去，基本上大家认同度还比较高，觉得就应该这么干。” 这是2003年的1月。在张维迎的设想中，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两条：破除近亲繁殖，实行不升即走。北大人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后成立，张维迎负责起草改革文件。本来这些文件都是学校开会讨论，但开学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疫情，改为发邮件征求意见，有人把它挂到了网上。“然后就炸锅了”。 张维迎知道肯定会有反对，但没有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东西没有超出他在光华做的事情，包括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他承认，在光华时就有人反对，甚至闹得很大。到了北大层面，加上网络的放大，这场“教改风波”成了公共事件。 一时间，张维迎成了北大的“叛徒”。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批评比他的观点还要流行。一些评论认为，张维迎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他在毁掉北大。 回顾过往，张维迎说：“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是我不认为在人数上占优势。”通常的情况是，拥护的人私下说，反对的人公开讲，所以信号是不对称的――这种事谁也不愿得罪人，“和稀泥”的人比较多。 此后改革方案两次修订，在2004年，正式发文实施。在一些评论者眼中，这份几经妥协的最终方案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张维迎不这么认为。他说，改革没有失败。基本的原则、理念和方法都已经落实了，只是做得低调了，有些方面多了灵活性。以后北大招人真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他当时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评职称季节”了。“如果未来要写历史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成功不成功是随着时间来看的。” 次年，校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他说他不在乎，“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2010年12月，光华管理学院领导班子调整，他卸任院长职务。去职之后的张维迎回了一趟莫干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原标题：卢放：中国汽车近五年的巨变远大于前二十年｜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12月10日晚，岚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在北京钻石球场为品牌旗下的新车岚图追光L举办了上市发布会，第二天早上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们和他提前约定的访谈地点――经济观察报社。在做完此次访谈后，他又要马上飞回武汉。 这是卢放的日常。他的行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他说，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环境复杂，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得不“卷”起来。 近来卢放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如何把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融入中国汽车品牌，打造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叫得响的中国品牌。这听起来是一个宏大且难度很大的课题，但岚图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25年下半年，岚图汽车接连发布的2026款岚图梦想家、岚图泰山、岚图追光L等几款新车，都在不断传达着“汽车工业+中国文化”的叙事。岚图的这一做法，在一众汽车品牌里显得别具一格。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少讲中国文化，也不乏投入重金去打造高端品牌的尝试。但严峻的现实是，技术更先进的外资品牌强势统治了市场，中国品牌则因“技不如人”长期陷入低端困境当中。大约五六年前，中国品牌对于讲中国文化这件事依然不够自信。 改变正在发生。卢放说，现在是中国汽车品牌崛起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如果回到2019年岚图汽车刚开始打造时，面对一张白纸的新品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做成。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卢放坦承那是自己职业生涯里的又一次豪赌。“万事开头难，再难也要做，因为你不做永远没有机会，只要做了就在赢的路上。” 最初的汽车情结 卢放今年年近50岁，他的职业历程全部在汽车行业。他于1999年进入合资企业一汽-大众，从基层开始做起；2014年开始负责自主车企一汽轿车的产品开发；2018年12月开始打造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岚图汽车。卢放的职业经历，是一个从学习积累到创造质变的过程。 卢放说，他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汽车情结。“我小时候坐过北京212吉普，后来在长春，也经常到爷爷工作的拖拉机厂玩。” 带着这份对汽车的热爱，卢放考入了同济大学，就读于汽车设计专业。1999年大学毕业后，卢放回到老家吉林，进入一汽-大众车间实践。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汽车行业巨变的前夜，他虽然工作在汽车企业，但从不敢想象自己能够真正买得起汽车。“那个时候车贵得很，一台捷达卖20多万，我们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卢放说。 2003年，卢放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车――大众高尔夫，这正是他所在的公司一汽-大众生产的汽车。 21世纪初，中国汽车行业迎来两大契机：一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将汽车进口关税从入世前的80%~100%，逐步下调至2006年的25%，零部件关税降至10%。同时，中国在2005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汽车进口配额管理。另外，中国在2001年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释放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汽车年销量从2001年的236万辆，激增至2010年的超过1800万辆。其中2009年成为一个里程碑，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300万辆，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当产业规模上来之后，成本就会大幅下降，行业发展就会非常快。2004年左右，捷达降到了十一二万元。原来宝来一台车卖二十五六万，用不上五六年，也降到了十五万元。”回顾以前，卢放感慨，身处历史中的人们总是看不清变革，总会怀疑它会不会来。但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变革来得如此之快，让人猝不及防。 在一汽的学习积累 卢放是个喜欢思考的人。他在一汽-大众工作时，经常是晚上下了班，待在办公室里面翻译德国人的图纸和标准。“你不能说它的标准是这样，你就这么干。当时我研究德国人，研究他为什么这么干这件事，然后就以点带面，融会贯通。” 卢放说，喜欢钻研和总结，是老一辈一汽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时一汽有着很强的自主开发意愿，会对车型不停地改，改发动机、改车身。在改的过程中，锻炼了一批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队伍。边干边学中，卢放参与了老捷达和后续所有一汽-大众车型的开发工作。 从1999年到2014年，卢放在一汽-大众历练了15年，从最初的产品设计师，成长为主管、科长，学到了一整套产品开发理念和方法，包括自主掌握研发能力、严谨对待质量管控、搭建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以及品牌建设能力和销售能力。这为他后来进入一汽轿车负责产品开发，以及到东风汽车从零开始塑造岚图汽车奠定了基础。 “用市场换技术”，这是中国车企最初的想法。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汽、东风、长安等各大央国企汽车集团与外资品牌成立了多家合资企...

（原标题：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青苗国际学校（顺义天竺校区，下称“青苗”）在温榆河的北侧，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远。校区位于棕榈滩别墅和翠竹新村两个小区的夹角处，从外面向学校看，有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一座带有巨大落地窗的红色转角教学楼，一座质朴方正的黄色教学楼。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正值午饭时间，几名外教沿着校区的围墙走向校门，熟络地和校门口的安保人员打着招呼。寒暄过后，安保人员一一核对了每个人的证件，随后准予入校。这所校区的师生比是1:5。由于创办时间较早、经验丰富，青苗也被业内称为国际学校中的“黄埔军校” 作为国内首批双语幼儿园的创办者，青苗创办者施华身上有很多标签：全国民办教育协会理事、中国IB学校协会副会长……但最让她满意的身份是“一位母亲”。 这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教育专业的教育者，当初凭着一股执拗，为了给儿子寻找她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创办了一所国际小学，也由此推开了中国民办国际教育的一扇门。 1998年，正值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施华所在的共青团中央下属一所国际幼儿园，正式改制为民办国际幼儿园――这也是青苗的雏形。那一年，中国的国际教育尚处于变革的前夜，全国国际学校不足百所，出国留学人数不足2万人。 如今，青苗已在全国布局19所学校，学段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链条。2025年，青苗顺义天竺校区新校区选址签约完成，新校址位于15号线孙河站与温榆河公园之间，团队也即将在这里打造一片7.4万平方米的教育空间。施华希望把它建成拥有智能化教室、创新实验室、艺术中心等新型教学空间，并能提供2000个学位的旗舰校。 她说：“27年办学过程中，青苗经受住了房地产企业入股、被劝上市的诱惑。接下来，青苗就想扎根一线城市，稳定地做中西融合的国际学校。” 建一所国际学校 1998年的中国正站在国企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节点，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四年的施华，当时还在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 这一年，中日青年中心启动了一个合作项目――与香港机构联合开办一所国际幼儿园，即青苗国际幼儿园。施华主动争取了这个机会。 施华 从身份稳定的体制内教育者，转变为市场化办学的管理者，施华面临的困境是，国际学校在融合中西双语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没有标准答案，国内同行们都在“摸索着石头过河”。 回忆起最初担任园长的日子，施华还记得：“那时仗着年轻，经常连轴转地筹备教师培训、招生宣讲、学校扩张，有时到了下午3点发觉头晕，才想起没吃午饭；晚上9点后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常态。” 当时的中国，国际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国际学校仅有86所。“国际化教育”还是少数精英圈层的专属词汇，国际幼儿园和国际学校的生源也大多来自使馆、外资企业的外籍人员，以及极少数与外籍人员组建家庭的中国人。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外企和外籍人员加速涌入，市场对国际化教育的刚性需求应声激增。政策层面随之松绑：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与合法地位。2000年到2009年，全国新增国际学校270所，民办校占比超四成，公立学校国际部从10所飙升至84所，一个增量扩张、方兴未艾的国际教育市场就此迅速成型。 “和所有妈妈一样，我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纯国际学校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施华说，当然不是。2000年到2002年，施华的孩子一直在自家的国际学校读幼儿园。三年时间，青苗幼儿园全英文的教学环境，让孩子的英语有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孩子的中文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同龄人。 为了给孩子找到一所能实现“中西教育融合”的小学，施华四处碰壁。她陆续跑了北京十几家公办和民办国际小学，但大多学校都是“关起门来做教育”，感觉“能让你进来就是恩赐”。  一次，施华到一所朋友任职的小学咨询入学问题，意外撞见一名小学生因为短暂脱离了上卫生间的队伍，就被老师足足批评了好几分钟。当时她就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一直保留对世界的好奇心、敢于表达，而不是被“骂”之后变得乖巧。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施华萌生了在幼儿园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际小学的想法，要在“纯英语、全英文”的大环境下，推行双语教学模式。 施华说：“我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创办青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中西教育融会贯通。在中国，国际教育如...

（原标题：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值强制性标准明年起实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网 据央视新闻，《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 第1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值强制性标准。该标准综合考虑纯电动乘用车电耗现状、节能技术潜力、成本控制、特殊车型电耗表现等，提出了不同车重下的电耗限值，较上一版推荐性标准加严约11%，并根据不同使用特征、不同技术特点的车型电耗差异，提出相适应的指标要求，有效兼顾了车型多元化发展需求，为后续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指引。新标准实施后，企业必须对新出厂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技术升级。以2吨左右的车型为例，新标准要求百公里电耗不应超过15.1度电，技术升级后，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平均将提高约7%，驾驶者体验将得到显著改善。电动汽车电耗新标准的发布实施，对于促进纯电动乘用车节能技术进步、提高车辆能效水平、淘汰高能耗车型具有积极作用，将为汽车行业实现碳达峰、助力汽车以旧换新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原标题：魏建军：魏牌至今仍缺乏营销能力，但这已不会阻碍品牌未来发展）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多年来，我们长城的技术思维、工程师思维非常严重。长城是销售汽车的公司，我们只会卖车，卖给别人，不会搞营销。即使今天我们的魏牌蓝山，依然卖的还是产品，卖的是产品力，并没有营销力，也没有品牌力。” 12月22日,长城汽车创始人、董事长魏建军说。 当日，在保定举行的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上市发布会上，魏建军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复盘了魏牌过去九年的发展历程，并透露了魏牌未来的发展思路。 魏建军上台后，先回忆了自己与里斯战略咨询创始人艾・里斯当年是如何讨论打造魏牌的，包括为什么用自己的姓氏命名新品牌，以及魏牌标识为什么要融入“保定”元素。 魏建军在当下时间节点强调魏牌的历史，并非偶然。12月21日，赵永坡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出任魏牌CEO。2016年成立的魏牌，由此迎来了第九任掌舵手。魏牌在过去几年波折不断，再加上九年时间九任CEO，管理层频繁变动，让外界对魏牌前景多了一些疑虑之声。 通过回顾魏牌历史，魏建军重申自己以及整个长城汽车对于魏牌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在历史上，很多大品牌都是用个人的姓氏和名字来命名的，因为它代表着担当，代表着勇气……它的前标象征着保定（总督府）那个大旗杆，这也是我们保定人的情怀。”他说。 魏牌的起步相当成功。2017年4月，魏牌首款车型VV7上市，当年销量便达到8.6万辆，2018年，魏牌销量进一步增至13.95万辆。但2021年后，魏牌在第二代咖啡系列车型上市后，销量出现显著下滑。 此前一直有观点认为，魏牌第二代车型销量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营销“翻车”。魏建军此次回应称，第二代车型为呼应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改了名，改名虽然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说失败了。第二代车型的问题在于，受到了行业恶性内卷的大环境拖累。“从2021年底到2022年，（行业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价格战，内卷加剧，所以我们那一代车卖得不温不火。”他说。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的价格、营销竞争仍然激烈。不过，面对低迷的行业利润水平，从企业到监管部门，各方对反内卷逐渐形成了更多共识，面对频发的安全事故，消费者也更加注重质量与安全，对虚假、夸张的营销手段开始失去耐心。 魏建军看到了风向变化中蕴含的机会。在他看来，魏牌乃至长城汽车至今依旧缺乏营销能力，但这已不会从根本上阻碍魏牌未来发展。“你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护城河在哪？我认为，只有一个正确、健康、能为社会和用户全面担当的价值观，才是品牌壁垒。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为用户的产品质量、用车质量、维修质量，甚至二手车的保值率与质量负责到底。”他说。 作为魏牌新任CEO，赵永坡在发布会上则从安全维度，将魏建军口中的“不忘初心”具象化。在现场，他播放了一段蓝山车型的高架桥坠落挑战。视频中，蓝山车型在桥上被一台厢式货车碰撞后，从十几米高的桥上跌落，但车身结构完整，车内生存空间充足，车辆还自动帮助车主呼叫了救助。 这一幕与2020年魏牌第一代车型VV7的“成名一战”如出一辙――同样是在桥上，同样是被一台厢式货车碰撞，VV7从桥上跌落后，全车5人全部幸存，此事引发了舆论对魏牌高安全性的热议。 此次上市的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是全球首款搭载元戎启行VLA模型的量产智驾车型。该车搭载的VLA模型作为元戎启行的最新技术成果，于2025年8月对外发布。 智驾是与安全性强相关的一个领域。元戎启行方面告诉经济观察报，其VLA模型具备空间语义理解、异形障碍物识别、文字类引导牌理解、记忆语音控车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将根据实际规划节奏在量产车型上全面部署，为车辆在复杂城市场景下提供更加稳定、可控、舒适的“防御性驾驶”体验，有助于提高车辆安全性。...

（原标题：“中国梵高”赵小勇：与大芬村一起转型｜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赵小勇工作室门口放着他的简介，最上面写着：大芬村之光。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从1980年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以油画产销为核心的“产业村”。高峰时期，大芬村占欧美市场中“中国产油画（以商品装饰油画/临摹画为主）”的80%，被誉为“中国第一油画村”。 赵小勇是这里存在过的数万画工中的一员，也是当中最特殊的一个。 自1997年起，赵小勇工作室就在大芬村临摹梵高《向日葵》作品。过去28年，他画了超过10万幅梵高画作。他也因此闻名，成为“中国梵高”，成为大芬村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符号性存在。 12月5日下午，坐在梵高临摹画堆的一角，这位“中国梵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顾了自己与梵高、与大芬村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故事。 我也是文艺青年 1997年，25岁的赵小勇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时，他在深圳龙岗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担任技术工，月收入1100元，比普通工人已经高了不少。但不安分的他还是选择了辞职，带着仅有的1700元积蓄，搬进了大芬村一间合租屋。 “一心只想赚钱，给家里减轻负担。”回顾当初南下深圳的初衷，赵小勇的回答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末，湖南邵阳农村出身的他，与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被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潮裹挟着涌向广东。 在进入大芬村之前，赵小勇已在深圳打工近十年。1989年，17岁的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先后在电子厂、工艺品厂和制衣厂工作。 他对绘画的爱好萌生于更早的童年。“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大概也是受父亲影响，算是‘遗传’吧。”赵小勇回忆称，他的父亲曾在国营机械厂负责黑板报，写字画图都是一把好手。 1992年至1993年间，赵小勇进入一家港资工艺品厂，开始真正与绘画打交道。这家工厂生产出口欧美的编织篮，需要在篮子上绘制图案。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一位被老板从菲律宾请来的设计师。 “他懂西方文化，每年圣诞节的出口产品都需要他画上特别的图案。”赵小勇说，虽然语言沟通有限，但他在观察和模仿中逐渐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 随后，他跳槽到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成为一名真正的技术画工。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时间，画技进一步成熟，收入也水涨船高。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结识一位湖南老乡之后。这位老乡的哥哥当时已经在大芬村卖画为生，他看到赵小勇在工厂画的作品不错，便邀请他参观大芬村。 “我来的时候，大芬村以卖画为生的其实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赵小勇表示，那时的大芬村远非今日这般规模，只是在几位香港画商的召集下，刚刚兴起的油画聚集地。 梵高订单与生存 初到大芬村的赵小勇面临着技术和生存的双重挑战。 “我从未接触过油画，只是购买书籍自学，经常去工作室观察他们如何画画。”赵小勇说，由于有绘画基础，他逐渐掌握了油画技法。 当时，大芬村的商业模式已初具雏形――香港画商将欧美订单带到深圳，画工们按照订单要求临摹世界名画，产品通过香港码头出口到全球各地。这种“三来一补”的模式，与珠三角众多制造业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 赵小勇的第一笔订单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共20幅。这批订单来自大芬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香港画商黄江。 “那时候梵高的画非常流行。”赵小勇表示，黄江将订单交给一位资深画工师傅，但这位师傅觉得“费油，成本高”，就拒绝了。就这样，这笔订单最终转到了赵小勇手上。 初到大芬村，赵小勇的经济并不宽裕，前些年打工挣的钱大多都寄回了老家。“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他说，最困难的时候，向人借钱只能借到5元，“可以吃一天饭”。 为了生存，赵小勇决定接受这笔订单，并开始深入研究梵高。他也在潜意识里相信，自己能“画出”一番天地。 接下来的转机出现在1999年，一位香港客户偶然看到赵小勇的画作，下了50幅梵高作品的订单。从此，他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 “第一次订20幅，后来50幅、200幅，第五次就上千幅了。”赵小勇如此回忆订单量增长的过程。 随着订单增加，赵小勇开始招募学徒，这些学徒大多是家族成员――弟弟、堂兄弟、小舅子等，最多时带了18个学徒。“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反复练习，每天画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难道还画不会吗？”赵小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解释这种训练方式。 批量生产要求标准化和效率。赵小勇的画室逐渐形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统一色调、分工绘制不同部分、专人负责质检。这种模式与工厂生产线类似，只是产品是画作。 一定要画得“更像” 2008年，...

（原标题：一个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国宝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年11月上旬，高海燕与志愿者团队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的米脂中学和牛家梁初级中学，参加“K12国家义务教育AI智慧教学公开课”。她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和老师们深入交流，并对教学设备提出优化建议。 高海燕是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常乐堡煤矿”）的老板，今年70岁，一头干练的短发，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风风火火。这个形象很难让人将她与“煤老板”这个时代色彩浓厚的标签联系起来。 AI智慧教学是高海燕于202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春苗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目前，“春苗计划”已在榆林地区资助8所乡村学校试点AI智慧教学，涉及近4000名中小学生和250余名教师。 榆林是高海燕的祖籍。20世纪30年代，她的父亲曾在米脂中学就读，不过，高海燕从小在新疆长大，1978年考上大学，之后读了硕士、博士，毕业后成为公务员、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后加入和记黄埔，再后来投资创办企业成为煤老板。 高海燕说，她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上，她都做过大胆的选择，却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煤老板。 回乡投资 高海燕小时候体弱多病，因此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在插队期间，一件小事，让高海燕意识到钱的重要性。村里一位老乡因为孩子弄丢了两块钱，便狠狠地追打孩子，高海燕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块钱递给那位父亲，让他放过孩子。 从那时起，让乡村摆脱贫困、改善乡村教育成为她的一种心结。 插队期间，高海燕白天在农田劳作，晚上挑灯自学。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高海燕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她说，选择经济学有两个原因，一是父亲留给她一本在“抗大”使用过的《资本论》，这是她下乡插队年代的“圣经”；二是她认为，只有学好经济学、掌握了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高海燕的硕士、博士阶段分别在武汉和北京就读，博士毕业后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高海燕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相关，想要改善经济，首先要改变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香港回归，高海燕赴港研究香港经济。之后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产权经济理论创始人张五常。 结束香港大学的访问后，高海燕作为专才留在了香港，加入和记黄埔集团。在和记黄埔期间，高海燕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协助和记黄埔投资上海港、盐田港，参股跨国公司，帮助宝洁等国外品牌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陕西省赴港招商团打听到高海燕的祖籍在米脂，辗转找到她，希望引进和记黄埔等财团投资榆林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海燕努力说服老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陕西省的招商人员随后动员高海燕回乡创业投资。高海燕动心了，她觉得应该去尝试，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她相信，只有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决定回乡前，高海燕拜访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认为她适合待在和记黄埔，而不是投资创业。南怀瑾告诉她，市场就是江湖，江湖的规则是“人吃人”，想要创业，首先要把自己从一只羊变成一只狼，否则很快就会被狼吃了。 高海燕自认在和记黄埔的十年已学到了经商之道，市场未必有南怀瑾说得那么凶险。但她显然忽略了一点，和记黄埔的光环为她遮挡了太多风雨，使她的商业之途看起来顺风顺水。 2003年，高海燕以外商身份首次回到榆林。政府先后动员她接手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厂、毛纺厂，但高海燕因不熟悉行业而作罢。最后，在好歹做一个项目的劝说下，她接手了一座濒临破产的国有小煤矿。 就这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体制内和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高海燕，开始了与过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出道遇挫 高海燕接手的人民煤矿是一座年产仅15万吨的小型国有煤窑，有100多名在职工人和150名伤残工人，还背负3700万元债务，濒临破产。 当时煤炭坑口价仅有20―30元/吨，榆林多个国有煤矿存在经营困境。政府原本希望高海燕多接手几座，但因资金有限，她最终只接手了人民煤矿。 2004年7月，港资企业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矿业”）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持股70%；职工方出资2130万元，持股30%，对人民煤矿进行改制。中信矿业由高海燕及其丈夫谢和平全资拥有。 2005年1月，在人民煤矿基础上，常乐堡煤矿正式注册登记，中信矿业持股70%，代表职工的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乐工贸”）持股30%，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由谢和平担任，原人民煤矿矿长张新田任总经理。 按照改制协议，常乐堡煤矿产能需要扩大至120万吨/年。改制完成后，高海燕奔走各级部门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采矿许可证等事宜，常乐堡煤矿日常运营由张新田为首的原管理团队负责。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