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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论争中的张维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白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引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如果重新回到2003年，张维迎是否会一如当初，在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后不久，分工协助人事工作的第三天就提交一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如果他料到自己会被卷入一场巨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北大的“叛徒”，预见到次年因此无缘北大的领导班子，他是否还会这样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张维迎说，不能这样假设。如果都知道了当时会遇到什么情况，还说会这样做，那就是骗人。 这是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与2003年相比，坐在我们面前的张维迎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发型几乎和过去一样，花白的头发好似岁月的暗示。 此时，距离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22年。当我们试图跟张维迎争辩北大教改是不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时，他坚决地说：“我要纠正，你可以说我失败了，改革没失败。” 66岁的张维迎不改乡音，操一口陕北味儿的普通话。他解释，原国家体改委的一位老领导曾经说，在中国，干事不当官，当官不干事。成功不成功，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从做事的角度，张维迎是成功的；从做官的角度，可能是不成功的。人的追求不一样――道理谁都明白。问题是，道理明白，不同的人做事方式仍然不一样。 一 2003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三年。后来人们相信，中国正是在此时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一季度9.9%的经济增长率令人振奋，房价蠢蠢欲动。虽然“非典”疫情在二季度砸了一个大坑，也没有改变整个经济上行的轨迹。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经济学家激辩的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这一年张维迎44岁。这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九个年头。这位经济学者少年成名。1983年就发表了《为钱正名》，1984年4月，他在《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大学毕业后，张维迎曾短暂地加入政府智囊机构，此后远赴英伦，在牛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1994年，张维迎回国。他和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人一起发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就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创办CCER，某种意义上就是想改变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体制。1999年1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有找他谈话的情况下，任命他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张维迎说，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他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 以校长助理的身份提交改革方案的时候，张维迎在光华的改革已经搞了三年。他说，那时候还是有一种改革的氛围。当时北大每年寒暑假各有一次战略研讨会，专门研究北大的发展战略问题和要做的事。国家也在谈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北大做得好坏关系到整个国家，所以他觉得北大应该带个头。“我就起草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交上去，基本上大家认同度还比较高，觉得就应该这么干。” 这是2003年的1月。在张维迎的设想中，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两条：破除近亲繁殖，实行不升即走。北大人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后成立，张维迎负责起草改革文件。本来这些文件都是学校开会讨论，但开学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疫情，改为发邮件征求意见，有人把它挂到了网上。“然后就炸锅了”。 张维迎知道肯定会有反对，但没有想到会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东西没有超出他在光华做的事情，包括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他承认，在光华时就有人反对，甚至闹得很大。到了北大层面，加上网络的放大，这场“教改风波”成了公共事件。 一时间，张维迎成了北大的“叛徒”。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批评比他的观点还要流行。一些评论认为，张维迎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他在毁掉北大。 回顾过往，张维迎说：“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是我不认为在人数上占优势。”通常的情况是，拥护的人私下说，反对的人公开讲，所以信号是不对称的――这种事谁也不愿得罪人，“和稀泥”的人比较多。 此后改革方案两次修订，在2004年，正式发文实施。在一些评论者眼中，这份几经妥协的最终方案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张维迎不这么认为。他说，改革没有失败。基本的原则、理念和方法都已经落实了，只是做得低调了，有些方面多了灵活性。以后北大招人真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他当时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评职称季节”了。“如果未来要写历史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次很重要的改革。成功不成功是随着时间来看的。” 次年，校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他说他不在乎，“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2010年12月，光华管理学院领导班子调整，他卸任院长职务。去职之后的张维迎回了一趟莫干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

（原标题：卢放：中国汽车近五年的巨变远大于前二十年｜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12月10日晚，岚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在北京钻石球场为品牌旗下的新车岚图追光L举办了上市发布会，第二天早上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们和他提前约定的访谈地点――经济观察报社。在做完此次访谈后，他又要马上飞回武汉。 这是卢放的日常。他的行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他说，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环境复杂，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得不“卷”起来。 近来卢放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如何把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融入中国汽车品牌，打造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叫得响的中国品牌。这听起来是一个宏大且难度很大的课题，但岚图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25年下半年，岚图汽车接连发布的2026款岚图梦想家、岚图泰山、岚图追光L等几款新车，都在不断传达着“汽车工业+中国文化”的叙事。岚图的这一做法，在一众汽车品牌里显得别具一格。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汽车品牌没有少讲中国文化，也不乏投入重金去打造高端品牌的尝试。但严峻的现实是，技术更先进的外资品牌强势统治了市场，中国品牌则因“技不如人”长期陷入低端困境当中。大约五六年前，中国品牌对于讲中国文化这件事依然不够自信。 改变正在发生。卢放说，现在是中国汽车品牌崛起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如果回到2019年岚图汽车刚开始打造时，面对一张白纸的新品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做成。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卢放坦承那是自己职业生涯里的又一次豪赌。“万事开头难，再难也要做，因为你不做永远没有机会，只要做了就在赢的路上。” 最初的汽车情结 卢放今年年近50岁，他的职业历程全部在汽车行业。他于1999年进入合资企业一汽-大众，从基层开始做起；2014年开始负责自主车企一汽轿车的产品开发；2018年12月开始打造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岚图汽车。卢放的职业经历，是一个从学习积累到创造质变的过程。 卢放说，他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汽车情结。“我小时候坐过北京212吉普，后来在长春，也经常到爷爷工作的拖拉机厂玩。” 带着这份对汽车的热爱，卢放考入了同济大学，就读于汽车设计专业。1999年大学毕业后，卢放回到老家吉林，进入一汽-大众车间实践。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汽车行业巨变的前夜，他虽然工作在汽车企业，但从不敢想象自己能够真正买得起汽车。“那个时候车贵得很，一台捷达卖20多万，我们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卢放说。 2003年，卢放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车――大众高尔夫，这正是他所在的公司一汽-大众生产的汽车。 21世纪初，中国汽车行业迎来两大契机：一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将汽车进口关税从入世前的80%~100%，逐步下调至2006年的25%，零部件关税降至10%。同时，中国在2005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汽车进口配额管理。另外，中国在2001年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释放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汽车年销量从2001年的236万辆，激增至2010年的超过1800万辆。其中2009年成为一个里程碑，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300万辆，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当产业规模上来之后，成本就会大幅下降，行业发展就会非常快。2004年左右，捷达降到了十一二万元。原来宝来一台车卖二十五六万，用不上五六年，也降到了十五万元。”回顾以前，卢放感慨，身处历史中的人们总是看不清变革，总会怀疑它会不会来。但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变革来得如此之快，让人猝不及防。 在一汽的学习积累 卢放是个喜欢思考的人。他在一汽-大众工作时，经常是晚上下了班，待在办公室里面翻译德国人的图纸和标准。“你不能说它的标准是这样，你就这么干。当时我研究德国人，研究他为什么这么干这件事，然后就以点带面，融会贯通。” 卢放说，喜欢钻研和总结，是老一辈一汽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时一汽有着很强的自主开发意愿，会对车型不停地改，改发动机、改车身。在改的过程中，锻炼了一批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队伍。边干边学中，卢放参与了老捷达和后续所有一汽-大众车型的开发工作。 从1999年到2014年，卢放在一汽-大众历练了15年，从最初的产品设计师，成长为主管、科长，学到了一整套产品开发理念和方法，包括自主掌握研发能力、严谨对待质量管控、搭建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以及品牌建设能力和销售能力。这为他后来进入一汽轿车负责产品开发，以及到东风汽车从零开始塑造岚图汽车奠定了基础。 “用市场换技术”，这是中国车企最初的想法。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汽、东风、长安等各大央国企汽车集团与外资品牌成立了多家合资企...

（原标题：国际校校长施华：一场始于“母亲”身份的教育探索｜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青苗国际学校（顺义天竺校区，下称“青苗”）在温榆河的北侧，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远。校区位于棕榈滩别墅和翠竹新村两个小区的夹角处，从外面向学校看，有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一座带有巨大落地窗的红色转角教学楼，一座质朴方正的黄色教学楼。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正值午饭时间，几名外教沿着校区的围墙走向校门，熟络地和校门口的安保人员打着招呼。寒暄过后，安保人员一一核对了每个人的证件，随后准予入校。这所校区的师生比是1:5。由于创办时间较早、经验丰富，青苗也被业内称为国际学校中的“黄埔军校” 作为国内首批双语幼儿园的创办者，青苗创办者施华身上有很多标签：全国民办教育协会理事、中国IB学校协会副会长……但最让她满意的身份是“一位母亲”。 这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教育专业的教育者，当初凭着一股执拗，为了给儿子寻找她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创办了一所国际小学，也由此推开了中国民办国际教育的一扇门。 1998年，正值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施华所在的共青团中央下属一所国际幼儿园，正式改制为民办国际幼儿园――这也是青苗的雏形。那一年，中国的国际教育尚处于变革的前夜，全国国际学校不足百所，出国留学人数不足2万人。 如今，青苗已在全国布局19所学校，学段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链条。2025年，青苗顺义天竺校区新校区选址签约完成，新校址位于15号线孙河站与温榆河公园之间，团队也即将在这里打造一片7.4万平方米的教育空间。施华希望把它建成拥有智能化教室、创新实验室、艺术中心等新型教学空间，并能提供2000个学位的旗舰校。 她说：“27年办学过程中，青苗经受住了房地产企业入股、被劝上市的诱惑。接下来，青苗就想扎根一线城市，稳定地做中西融合的国际学校。” 建一所国际学校 1998年的中国正站在国企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节点，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四年的施华，当时还在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作。 这一年，中日青年中心启动了一个合作项目――与香港机构联合开办一所国际幼儿园，即青苗国际幼儿园。施华主动争取了这个机会。 施华 从身份稳定的体制内教育者，转变为市场化办学的管理者，施华面临的困境是，国际学校在融合中西双语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没有标准答案，国内同行们都在“摸索着石头过河”。 回忆起最初担任园长的日子，施华还记得：“那时仗着年轻，经常连轴转地筹备教师培训、招生宣讲、学校扩张，有时到了下午3点发觉头晕，才想起没吃午饭；晚上9点后结束一天的工作，是常态。” 当时的中国，国际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新学说”的数据，1999年全国范围内的国际学校仅有86所。“国际化教育”还是少数精英圈层的专属词汇，国际幼儿园和国际学校的生源也大多来自使馆、外资企业的外籍人员，以及极少数与外籍人员组建家庭的中国人。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外企和外籍人员加速涌入，市场对国际化教育的刚性需求应声激增。政策层面随之松绑：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与合法地位。2000年到2009年，全国新增国际学校270所，民办校占比超四成，公立学校国际部从10所飙升至84所，一个增量扩张、方兴未艾的国际教育市场就此迅速成型。 “和所有妈妈一样，我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纯国际学校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施华说，当然不是。2000年到2002年，施华的孩子一直在自家的国际学校读幼儿园。三年时间，青苗幼儿园全英文的教学环境，让孩子的英语有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孩子的中文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同龄人。 为了给孩子找到一所能实现“中西教育融合”的小学，施华四处碰壁。她陆续跑了北京十几家公办和民办国际小学，但大多学校都是“关起门来做教育”，感觉“能让你进来就是恩赐”。  一次，施华到一所朋友任职的小学咨询入学问题，意外撞见一名小学生因为短暂脱离了上卫生间的队伍，就被老师足足批评了好几分钟。当时她就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一直保留对世界的好奇心、敢于表达，而不是被“骂”之后变得乖巧。 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施华萌生了在幼儿园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际小学的想法，要在“纯英语、全英文”的大环境下，推行双语教学模式。 施华说：“我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创办青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中西教育融会贯通。在中国，国际教育如...

（原标题：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值强制性标准明年起实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网 据央视新闻，《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 第1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是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电耗限值强制性标准。该标准综合考虑纯电动乘用车电耗现状、节能技术潜力、成本控制、特殊车型电耗表现等，提出了不同车重下的电耗限值，较上一版推荐性标准加严约11%，并根据不同使用特征、不同技术特点的车型电耗差异，提出相适应的指标要求，有效兼顾了车型多元化发展需求，为后续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指引。新标准实施后，企业必须对新出厂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技术升级。以2吨左右的车型为例，新标准要求百公里电耗不应超过15.1度电，技术升级后，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平均将提高约7%，驾驶者体验将得到显著改善。电动汽车电耗新标准的发布实施，对于促进纯电动乘用车节能技术进步、提高车辆能效水平、淘汰高能耗车型具有积极作用，将为汽车行业实现碳达峰、助力汽车以旧换新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原标题：魏建军：魏牌至今仍缺乏营销能力，但这已不会阻碍品牌未来发展）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多年来，我们长城的技术思维、工程师思维非常严重。长城是销售汽车的公司，我们只会卖车，卖给别人，不会搞营销。即使今天我们的魏牌蓝山，依然卖的还是产品，卖的是产品力，并没有营销力，也没有品牌力。” 12月22日,长城汽车创始人、董事长魏建军说。 当日，在保定举行的魏牌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上市发布会上，魏建军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复盘了魏牌过去九年的发展历程，并透露了魏牌未来的发展思路。 魏建军上台后，先回忆了自己与里斯战略咨询创始人艾・里斯当年是如何讨论打造魏牌的，包括为什么用自己的姓氏命名新品牌，以及魏牌标识为什么要融入“保定”元素。 魏建军在当下时间节点强调魏牌的历史，并非偶然。12月21日，赵永坡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出任魏牌CEO。2016年成立的魏牌，由此迎来了第九任掌舵手。魏牌在过去几年波折不断，再加上九年时间九任CEO，管理层频繁变动，让外界对魏牌前景多了一些疑虑之声。 通过回顾魏牌历史，魏建军重申自己以及整个长城汽车对于魏牌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在历史上，很多大品牌都是用个人的姓氏和名字来命名的，因为它代表着担当，代表着勇气……它的前标象征着保定（总督府）那个大旗杆，这也是我们保定人的情怀。”他说。 魏牌的起步相当成功。2017年4月，魏牌首款车型VV7上市，当年销量便达到8.6万辆，2018年，魏牌销量进一步增至13.95万辆。但2021年后，魏牌在第二代咖啡系列车型上市后，销量出现显著下滑。 此前一直有观点认为，魏牌第二代车型销量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营销“翻车”。魏建军此次回应称，第二代车型为呼应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改了名，改名虽然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说失败了。第二代车型的问题在于，受到了行业恶性内卷的大环境拖累。“从2021年底到2022年，（行业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价格战，内卷加剧，所以我们那一代车卖得不温不火。”他说。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的价格、营销竞争仍然激烈。不过，面对低迷的行业利润水平，从企业到监管部门，各方对反内卷逐渐形成了更多共识，面对频发的安全事故，消费者也更加注重质量与安全，对虚假、夸张的营销手段开始失去耐心。 魏建军看到了风向变化中蕴含的机会。在他看来，魏牌乃至长城汽车至今依旧缺乏营销能力，但这已不会从根本上阻碍魏牌未来发展。“你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护城河在哪？我认为，只有一个正确、健康、能为社会和用户全面担当的价值观，才是品牌壁垒。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为用户的产品质量、用车质量、维修质量，甚至二手车的保值率与质量负责到底。”他说。 作为魏牌新任CEO，赵永坡在发布会上则从安全维度，将魏建军口中的“不忘初心”具象化。在现场，他播放了一段蓝山车型的高架桥坠落挑战。视频中，蓝山车型在桥上被一台厢式货车碰撞后，从十几米高的桥上跌落，但车身结构完整，车内生存空间充足，车辆还自动帮助车主呼叫了救助。 这一幕与2020年魏牌第一代车型VV7的“成名一战”如出一辙――同样是在桥上，同样是被一台厢式货车碰撞，VV7从桥上跌落后，全车5人全部幸存，此事引发了舆论对魏牌高安全性的热议。 此次上市的全新蓝山智能进阶版，是全球首款搭载元戎启行VLA模型的量产智驾车型。该车搭载的VLA模型作为元戎启行的最新技术成果，于2025年8月对外发布。 智驾是与安全性强相关的一个领域。元戎启行方面告诉经济观察报，其VLA模型具备空间语义理解、异形障碍物识别、文字类引导牌理解、记忆语音控车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将根据实际规划节奏在量产车型上全面部署，为车辆在复杂城市场景下提供更加稳定、可控、舒适的“防御性驾驶”体验，有助于提高车辆安全性。...

（原标题：“中国梵高”赵小勇：与大芬村一起转型｜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赵小勇工作室门口放着他的简介，最上面写着：大芬村之光。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从1980年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以油画产销为核心的“产业村”。高峰时期，大芬村占欧美市场中“中国产油画（以商品装饰油画/临摹画为主）”的80%，被誉为“中国第一油画村”。 赵小勇是这里存在过的数万画工中的一员，也是当中最特殊的一个。 自1997年起，赵小勇工作室就在大芬村临摹梵高《向日葵》作品。过去28年，他画了超过10万幅梵高画作。他也因此闻名，成为“中国梵高”，成为大芬村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符号性存在。 12月5日下午，坐在梵高临摹画堆的一角，这位“中国梵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顾了自己与梵高、与大芬村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故事。 我也是文艺青年 1997年，25岁的赵小勇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时，他在深圳龙岗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担任技术工，月收入1100元，比普通工人已经高了不少。但不安分的他还是选择了辞职，带着仅有的1700元积蓄，搬进了大芬村一间合租屋。 “一心只想赚钱，给家里减轻负担。”回顾当初南下深圳的初衷，赵小勇的回答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末，湖南邵阳农村出身的他，与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被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潮裹挟着涌向广东。 在进入大芬村之前，赵小勇已在深圳打工近十年。1989年，17岁的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先后在电子厂、工艺品厂和制衣厂工作。 他对绘画的爱好萌生于更早的童年。“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大概也是受父亲影响，算是‘遗传’吧。”赵小勇回忆称，他的父亲曾在国营机械厂负责黑板报，写字画图都是一把好手。 1992年至1993年间，赵小勇进入一家港资工艺品厂，开始真正与绘画打交道。这家工厂生产出口欧美的编织篮，需要在篮子上绘制图案。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一位被老板从菲律宾请来的设计师。 “他懂西方文化，每年圣诞节的出口产品都需要他画上特别的图案。”赵小勇说，虽然语言沟通有限，但他在观察和模仿中逐渐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 随后，他跳槽到一家台资工艺品厂，成为一名真正的技术画工。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时间，画技进一步成熟，收入也水涨船高。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结识一位湖南老乡之后。这位老乡的哥哥当时已经在大芬村卖画为生，他看到赵小勇在工厂画的作品不错，便邀请他参观大芬村。 “我来的时候，大芬村以卖画为生的其实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赵小勇表示，那时的大芬村远非今日这般规模，只是在几位香港画商的召集下，刚刚兴起的油画聚集地。 梵高订单与生存 初到大芬村的赵小勇面临着技术和生存的双重挑战。 “我从未接触过油画，只是购买书籍自学，经常去工作室观察他们如何画画。”赵小勇说，由于有绘画基础，他逐渐掌握了油画技法。 当时，大芬村的商业模式已初具雏形――香港画商将欧美订单带到深圳，画工们按照订单要求临摹世界名画，产品通过香港码头出口到全球各地。这种“三来一补”的模式，与珠三角众多制造业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 赵小勇的第一笔订单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共20幅。这批订单来自大芬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香港画商黄江。 “那时候梵高的画非常流行。”赵小勇表示，黄江将订单交给一位资深画工师傅，但这位师傅觉得“费油，成本高”，就拒绝了。就这样，这笔订单最终转到了赵小勇手上。 初到大芬村，赵小勇的经济并不宽裕，前些年打工挣的钱大多都寄回了老家。“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他说，最困难的时候，向人借钱只能借到5元，“可以吃一天饭”。 为了生存，赵小勇决定接受这笔订单，并开始深入研究梵高。他也在潜意识里相信，自己能“画出”一番天地。 接下来的转机出现在1999年，一位香港客户偶然看到赵小勇的画作，下了50幅梵高作品的订单。从此，他的生意逐渐步入正轨。 “第一次订20幅，后来50幅、200幅，第五次就上千幅了。”赵小勇如此回忆订单量增长的过程。 随着订单增加，赵小勇开始招募学徒，这些学徒大多是家族成员――弟弟、堂兄弟、小舅子等，最多时带了18个学徒。“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反复练习，每天画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难道还画不会吗？”赵小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解释这种训练方式。 批量生产要求标准化和效率。赵小勇的画室逐渐形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统一色调、分工绘制不同部分、专人负责质检。这种模式与工厂生产线类似，只是产品是画作。 一定要画得“更像” 2008年，...

（原标题：一个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国宝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年11月上旬，高海燕与志愿者团队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的米脂中学和牛家梁初级中学，参加“K12国家义务教育AI智慧教学公开课”。她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和老师们深入交流，并对教学设备提出优化建议。 高海燕是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常乐堡煤矿”）的老板，今年70岁，一头干练的短发，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风风火火。这个形象很难让人将她与“煤老板”这个时代色彩浓厚的标签联系起来。 AI智慧教学是高海燕于202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春苗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目前，“春苗计划”已在榆林地区资助8所乡村学校试点AI智慧教学，涉及近4000名中小学生和250余名教师。 榆林是高海燕的祖籍。20世纪30年代，她的父亲曾在米脂中学就读，不过，高海燕从小在新疆长大，1978年考上大学，之后读了硕士、博士，毕业后成为公务员、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后加入和记黄埔，再后来投资创办企业成为煤老板。 高海燕说，她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上，她都做过大胆的选择，却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煤老板。 回乡投资 高海燕小时候体弱多病，因此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在插队期间，一件小事，让高海燕意识到钱的重要性。村里一位老乡因为孩子弄丢了两块钱，便狠狠地追打孩子，高海燕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块钱递给那位父亲，让他放过孩子。 从那时起，让乡村摆脱贫困、改善乡村教育成为她的一种心结。 插队期间，高海燕白天在农田劳作，晚上挑灯自学。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高海燕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她说，选择经济学有两个原因，一是父亲留给她一本在“抗大”使用过的《资本论》，这是她下乡插队年代的“圣经”；二是她认为，只有学好经济学、掌握了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高海燕的硕士、博士阶段分别在武汉和北京就读，博士毕业后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高海燕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相关，想要改善经济，首先要改变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香港回归，高海燕赴港研究香港经济。之后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产权经济理论创始人张五常。 结束香港大学的访问后，高海燕作为专才留在了香港，加入和记黄埔集团。在和记黄埔期间，高海燕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协助和记黄埔投资上海港、盐田港，参股跨国公司，帮助宝洁等国外品牌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陕西省赴港招商团打听到高海燕的祖籍在米脂，辗转找到她，希望引进和记黄埔等财团投资榆林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海燕努力说服老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陕西省的招商人员随后动员高海燕回乡创业投资。高海燕动心了，她觉得应该去尝试，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她相信，只有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决定回乡前，高海燕拜访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认为她适合待在和记黄埔，而不是投资创业。南怀瑾告诉她，市场就是江湖，江湖的规则是“人吃人”，想要创业，首先要把自己从一只羊变成一只狼，否则很快就会被狼吃了。 高海燕自认在和记黄埔的十年已学到了经商之道，市场未必有南怀瑾说得那么凶险。但她显然忽略了一点，和记黄埔的光环为她遮挡了太多风雨，使她的商业之途看起来顺风顺水。 2003年，高海燕以外商身份首次回到榆林。政府先后动员她接手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厂、毛纺厂，但高海燕因不熟悉行业而作罢。最后，在好歹做一个项目的劝说下，她接手了一座濒临破产的国有小煤矿。 就这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体制内和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高海燕，开始了与过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出道遇挫 高海燕接手的人民煤矿是一座年产仅15万吨的小型国有煤窑，有100多名在职工人和150名伤残工人，还背负3700万元债务，濒临破产。 当时煤炭坑口价仅有20―30元/吨，榆林多个国有煤矿存在经营困境。政府原本希望高海燕多接手几座，但因资金有限，她最终只接手了人民煤矿。 2004年7月，港资企业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矿业”）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持股70%；职工方出资2130万元，持股30%，对人民煤矿进行改制。中信矿业由高海燕及其丈夫谢和平全资拥有。 2005年1月，在人民煤矿基础上，常乐堡煤矿正式注册登记，中信矿业持股70%，代表职工的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乐工贸”）持股30%，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由谢和平担任，原人民煤矿矿长张新田任总经理。 按照改制协议，常乐堡煤矿产能需要扩大至120万吨/年。改制完成后，高海燕奔走各级部门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采矿许可证等事宜，常乐堡煤矿日常运营由张新田为首的原管理团队负责。 早...

（原标题：徐凯文：空心病与时代焦虑下，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学生有多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徐凯文 ?一、当下凸显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向中小学蔓延。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变迁，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各种制度的变化，比如近期各种教育政策的改革。 自疫情后复学，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问题就突然爆发，变得非常严重，极端事件也发生了很多。 对此，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也都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 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的团队还发表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 数据显示，有17.5%的青少年在一年之内就患有某一种精神障碍。 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凸显出来？ 这个时代，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障碍患病率却在增加。 一年多前，我在网上做了一份社交网络上“丧文化”的调查，共收到2371位大学生的反馈。 可以看到，感觉自己非常迷茫的、困惑的、沮丧消沉的比例非常之高，还有一些学生感到孤独、无力、挫败、焦虑不安。 这些都跟“丧”的感受非常密切，然后“非常丧”和“比较丧”的比例超过了20%。所以从“丧文化”，到“躺平”、“佛系”这些词都非常流行。 而这种“丧”的来源有学业和工作压力、同辈的竞争、人际关系等等，所以压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对中小学生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中科院心理所做的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 26.4%的中小学生有抑郁的状况。 这和我自己在公立学校、国际学校调查的结果也是相似的。 二、空心病：价值观缺失所致的精神障碍 在6年前，我做了一个“时代空心病和焦虑经济学”的演讲。 焦虑经济学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焦虑和恐惧更好卖的。 之前铺天盖地的在线教育广告中，有一句我印象很深刻的广告词：“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这是赤裸裸的恐吓。这些逐利的资本疯狂追求利润，垄断正是导致教育的内卷和剧场效应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观察到，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可能出现空心病的状况，我也把它叫做“价值观缺失所致精神障碍”。 它有这么几种主要表现： 01.抑郁。 有空心病表现者，大都有抑郁症状表现，所以常常被精神科医师诊断抑郁症。 现在的抑郁发生率高达26.4%，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想想看，假设一个班级40个人，其中有超过10个人会到病理性抑郁的程度。 实际上，无论是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越是所谓的好学校，这种比例就越高，而且服药效果并不是很好。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孩子的问题不在生物层面。 02.孤独。 现在的青少年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感觉人生没有价值和意义。 来到我的大儒心理咨询中心的一半以上都是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他们坐在沙发上，说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任何事情都无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感到开心快乐。 世界上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美好的和幸福的东西，都不能打动他们。 他们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联系，觉得世界可有可无，自己也可有可无，也因此很容易去轻易地放弃自己。 与其说是因为抑郁引发了这种感受，还不如说是这样的感受引发了抑郁。 03.自我缺失。 在这种孤独感的背后，是长期没有解决的自我认同问题，缺少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的积极的价值观。 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在青少年期，有这种困惑还是很常见的，因为自我发展本身就包含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我不觉得是病态。 但问题在于这种状况在这些孩子身上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持续一生，会对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04.外部认同。 那么，在自我缺失的情况下，孩子只能从别人的肯定当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拼命追求别人对自己的肯定。 那怎么能被肯定，就是成为别人希望你成为的人。 别人是谁？ 是父母，是老师。 老师希望他做乖学生，他就做乖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但是这样活着特别累，因为活在别人给的人设里，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也为取悦所有人而活。 05.被评价的恐惧。 寻求外部认同久了，每天都在被评价（考试成绩、排名）以后，又会产生对被评价的恐惧。 大概在16年的春季学期，我和一些我认为有空心病特征的同学做团体咨询。 这些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说：“请不要夸赞我，肯定我，你现在可以肯定我，下次就可能会否定我，我们讨厌被评判。” 对孩子来说，从小到大被评价，到处参加考试，一路一直考第一就很爽吗？ 不是的。 你知道比考第一更难的是什么吗？ 是每次都考第一。 所以每次考出好成绩以后，孩子的恐惧感反而更强了，因为好名次太容易失去。 到最后，学习就和焦虑、恐...

（原标题：在鸟巢开过发布会的陈凯峰，决定不再做手机品牌｜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记者郑晨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97年，在宁波做业务员的陈凯峰，拥有了人生第一部手机。 那时候，手机是纯粹的奢侈品，当时实行的是双向收费，不仅打出去要钱，接听电话也要按分钟扣钱，而陈凯峰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每个月报销的话费账单通常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 那是中国电子通信产业爆发的前夜，在那之前，陈凯峰腰里别着传呼机，手里拿着像砖头一样的移动电话，在公共场合甚至还需要使用磁卡电话亭。 二十八年后，陈凯峰坐在深圳的办公室里，作为酷赛智能的董事长向记者讲述这段往事。他现在的生意，是把智能手机卖到全球七十多个国家。 从1997年那个拿着昂贵手机的年轻人，到2025年把超600万台手机卖遍全球的操盘手，陈凯峰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手机产业从无到有、从草根到正规、从狂热到冷静的全过程。 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他做过功能机的特色创新，也在鸟巢开过群星璀璨的品牌发布会，最终在巨头林立的市场缝隙中，找到了一条看似不显眼但却足够宽阔的生存道路。 刚来深圳的陈凯峰 跑马灯与三个大喇叭 2000年前后，国产手机产业刚起步。那时候，国产手机厂商大多扮演的是“中间商”的角色――核心技术掌握在海外品牌手里，国内厂商负责从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购买整套设计方案，然后在国内组装销售。 这种模式的弊端在2004年左右显露无遗。 从海外下订单备料到最终出货，周期长达12周。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电子消费品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往往是三星或者诺基亚发布了一款新机型，或者调整了价格，国内厂商仓库里那些还未上市的老款手机瞬间就“不香了”。 陈凯峰意识到，没有研发能力，只做渠道和组装，是一条死路。 2005年，陈凯峰来到深圳，也是在这一年，联发科（MTK）推出了著名的“交钥匙”方案（Turnkey Solution）。这一方案的核心在于高度集成――联发科将手机的主板芯片、通信协议、软件系统以及参考设计方案全部打包在一起，提供给手机厂商；厂商拿到这套方案后，不需要再投入巨资进行底层的软硬件研发，只需要购买屏幕、摄像头、外壳等零部件进行组装，就能生产出一台可以直接上市销售的手机。这极大地降低了手机制造的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 在陈凯峰看来，MTK的出现改变了手机制造的底层逻辑。以前造手机是“盖房子”，需要一砖一瓦地从地基打起；MTK的方案则是“精装房交付”――芯片厂商把基带、射频、多媒体等核心功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甚至连系统界面都做好了，相当于把墙刷白了、地砖铺了、卫生间装好了。 但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所有人拿到的“房子”都是一样的。要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卖出去，就必须进行“二次装修”。 2006年，陈凯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在深圳华强北的商业洪流中寻找机会。 当时MTK推出了一款代号6225的芯片。这款芯片原本是基于DVD技术逻辑开发的，虽然集成了多媒体功能，但有一个致命缺陷：不支持摄像头。在2006年的市场上，不支持拍照的手机几乎被判了死刑，大厂都不愿意用。 陈凯峰的团队接手了这个方案。他们发现，虽然不能拍照，但这块芯片的音频解码能力很强。 于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定义诞生了：既然不能拍照，那就把听歌做到极致。工程师在软件层面进行了修改，使它支持MP3格式播放，让每一位使用这款手机的人都能听到当时最火的《月亮之上》和《2002年的第一场雪》。 更重要的是硬件改造。陈凯峰把目标用户锁定为建筑工地的工人、在地里忙活的农民、长途货运司机，以及广大需要在嘈杂户外环境工作的劳动者们。 他在手机背面装了三个大喇叭，在嘈杂的工地上，这三个喇叭发出的声音能盖过搅拌机的轰鸣声；在农村，把手机放在田垄这头，人走到田垄那一头干活，照样能听见声儿。为了配合音乐，手机侧面还被装上了“跑马灯”，音乐一响，灯光随之闪烁。 另外，为了解决充电难的问题，这台手机配备了一块在该尺寸下几乎达到物理极限的大电池，待机时间超过一个月。 这就是后来被舆论反复提及，甚至带有贬义色彩的“山寨机”典型特征：声、光、电。 但在陈凯峰看来，“山寨”这个词在当时是带有某种褒义色彩的，它代表了一种面向草根阶层的技术普惠。正是这些价格低廉、功能粗暴却实用的设备，大大降低了手机的拥有门槛，让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许多收入微薄的劳动者，提前跨入了移动通信时代。 对于那个在工地上把手机挂在腰间、一边干活一边听歌的工人来说，昂贵的品牌机是“阳春白雪...

（原标题：胡润：一张财富排行榜里的二十五年｜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年12月9日，厦门。胡润在电话那头显得有些匆忙，信号断断续续――他正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还有45分钟，广播就要催促这位55岁的英国人前往下一个城市。 25年来，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在这通被电流声干扰的电话里，他试图回溯1999年自己刚来到中国时的故事。那时他29岁，名字还叫Rupert Hoogewerf，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审计师，往返于伦敦和上海。 在上海，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报纸、上市公司年报和厚厚的企业黄页，他问身边的中国同事：“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 没有人能给他一个确切的名字。 那是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财富处于隐秘和不透明的状态，没有人统计，也没有人愿意被统计。 出于好奇，他用最原始的查阅方式，制作了一份包含50人的中国富豪榜单，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于“当下”财富人群的排行榜。中信集团的奠基人荣毅仁在这份榜单中被排在了第一位。 他把这份榜单翻译成英文，用传真发给了《财富》、《商业周刊》和《福布斯》等商业刊物，最终，《福布斯》用3000美元买下了这份稿件，刊登在杂志上。 2025年10月，胡润研究院发布了第27次“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已经达到了50亿元人民币，名单上的人数也从最初的50人变成了1434人。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胡润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中国商业史的一个贴身观察者。他记录了中国财富的激荡与流转，也见证了“首富”这个词，如何从一个烫手的标签，变成一个行业的坐标。 2002年的胡润 一个敏感的话题 1999年，当第一份榜单发布时，“财富”在中国的商业语境中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词汇。 胡润回忆，那个时候，企业家不仅对“钱”敏感，对学历、居住地等个人信息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这种敏感并非毫无来由，在早期的榜单中，部分上榜者的结局加剧了这种恐惧，或者说，在千禧年初的商业环境中，低调是生存的本能。 在胡润制作的1999年中国富豪榜中，排在第16位的牟其中，后来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入狱；在2001年的榜单中排名第二的杨斌、第三的仰融，随后相继因经济犯罪接受调查或入狱；2004年登顶首富的黄光裕，也在几年后身陷囹圄。 随着这些名字的倒下，媒体和坊间开始将胡润发布的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有传闻称，税务部门会拿着榜单去查税，公众拿着榜单去猎奇，而上榜者则忙着给胡润发律师函。 媒体和坊间开始将这份榜单戏称为“杀猪榜”，有传闻称，税务部门会拿着胡润发布的榜单去查税，公众拿着榜单去猎奇，而上榜者则忙着给胡润发律师函。 2005年，胡润将太平洋建设的严介和排在榜单第二位，标注财富125亿元。 此前，严介和在公众视野中十分神秘，榜单发布后，严介和公开对媒体表示质疑，称不知道数据从何而来。但后来，严介和又在不同场合承认，这是一次配合的“炒作”，目的是让公司出名。 这是那个草莽时代特有的互动方式，冲突、试探、利用与被利用。 在与记者交流的过程中，胡润用“敏感”这个词来形容那段时期。 胡润说，从1999年到2012年这十几年间，宏观环境的每一次关键转折，都会让企业家群体变得特别敏感，他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当时很多企业家对未来看不清，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藏起来、低调下来。 2012年之后，胡润观察到，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上市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上市是一把双刃剑。”胡润说，它能带来融资，能规范企业制度，但前提是必须披露股份信息。 当IT、互联网、新能源等需要大规模融资的行业崛起时，企业家们发现，他们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必须将财富置于阳光之下。 马化腾、张一鸣、雷军等技术型创业者的出现，改变了富豪群体的画像。他们不需要通过隐匿资产来获得安全感，相反，透明的股权结构是他们获取资本信任的基石。 但这种观念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胡润提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始终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为自己从数亿人中脱颖而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财不外露”观念的影响，他们又本能地抗拒张扬。 同样，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消费行为上。中国企业家群体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重要买家，他们购买劳斯莱斯、路易十三和顶级名表，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往往强调自己生活的简朴。 胡润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最伟大的财富是阳光下的财富。他认为，只有当财富能够被公开讨论、被合法记录时，商业社会才算进入了成熟期。 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