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博士煤老板的15年官司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国宝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年11月上旬,高海燕与志愿者团队来到陕西省榆林市的米脂中学和牛家梁初级中学,参加“K12国家义务教育AI智慧教学公开课”。她与学生们一起听课,和老师们深入交流,并对教学设备提出优化建议。
高海燕是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常乐堡煤矿”)的老板,今年70岁,一头干练的短发,说话轻声细语,走路风风火火。这个形象很难让人将她与“煤老板”这个时代色彩浓厚的标签联系起来。
AI智慧教学是高海燕于202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春苗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目前,“春苗计划”已在榆林地区资助8所乡村学校试点AI智慧教学,涉及近4000名中小学生和250余名教师。
榆林是高海燕的祖籍。20世纪30年代,她的父亲曾在米脂中学就读,不过,高海燕从小在新疆长大,1978年考上大学,之后读了硕士、博士,毕业后成为公务员、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后加入和记黄埔,再后来投资创办企业成为煤老板。
高海燕说,她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每一个拐点上,她都做过大胆的选择,却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煤老板。
回乡投资
高海燕小时候体弱多病,因此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在插队期间,一件小事,让高海燕意识到钱的重要性。村里一位老乡因为孩子弄丢了两块钱,便狠狠地追打孩子,高海燕掏出自己仅有的两块钱递给那位父亲,让他放过孩子。
从那时起,让乡村摆脱贫困、改善乡村教育成为她的一种心结。
插队期间,高海燕白天在农田劳作,晚上挑灯自学。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高海燕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她说,选择经济学有两个原因,一是父亲留给她一本在“抗大”使用过的《资本论》,这是她下乡插队年代的“圣经”;二是她认为,只有学好经济学、掌握了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高海燕的硕士、博士阶段分别在武汉和北京就读,博士毕业后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高海燕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相关,想要改善经济,首先要改变经济体制。
20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香港回归,高海燕赴港研究香港经济。之后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产权经济理论创始人张五常。
结束香港大学的访问后,高海燕作为专才留在了香港,加入和记黄埔集团。在和记黄埔期间,高海燕作为中国区负责人协助和记黄埔投资上海港、盐田港,参股跨国公司,帮助宝洁等国外品牌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陕西省赴港招商团打听到高海燕的祖籍在米脂,辗转找到她,希望引进和记黄埔等财团投资榆林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海燕努力说服老板,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陕西省的招商人员随后动员高海燕回乡创业投资。高海燕动心了,她觉得应该去尝试,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她相信,只有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决定回乡前,高海燕拜访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南怀瑾认为她适合待在和记黄埔,而不是投资创业。南怀瑾告诉她,市场就是江湖,江湖的规则是“人吃人”,想要创业,首先要把自己从一只羊变成一只狼,否则很快就会被狼吃了。
高海燕自认在和记黄埔的十年已学到了经商之道,市场未必有南怀瑾说得那么凶险。但她显然忽略了一点,和记黄埔的光环为她遮挡了太多风雨,使她的商业之途看起来顺风顺水。
2003年,高海燕以外商身份首次回到榆林。政府先后动员她接手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厂、毛纺厂,但高海燕因不熟悉行业而作罢。最后,在好歹做一个项目的劝说下,她接手了一座濒临破产的国有小煤矿。
就这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体制内和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高海燕,开始了与过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出道遇挫
高海燕接手的人民煤矿是一座年产仅15万吨的小型国有煤窑,有100多名在职工人和150名伤残工人,还背负3700万元债务,濒临破产。
当时煤炭坑口价仅有20―30元/吨,榆林多个国有煤矿存在经营困境。政府原本希望高海燕多接手几座,但因资金有限,她最终只接手了人民煤矿。
2004年7月,港资企业中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矿业”)与榆阳区政府签订改制合资扩建协议,中信矿业出资4970万元,持股70%;职工方出资2130万元,持股30%,对人民煤矿进行改制。中信矿业由高海燕及其丈夫谢和平全资拥有。
2005年1月,在人民煤矿基础上,常乐堡煤矿正式注册登记,中信矿业持股70%,代表职工的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常乐工贸”)持股30%,董事长兼法人代表由谢和平担任,原人民煤矿矿长张新田任总经理。
按照改制协议,常乐堡煤矿产能需要扩大至120万吨/年。改制完成后,高海燕奔走各级部门申请扩大井田面积、申办采矿许可证等事宜,常乐堡煤矿日常运营由张新田为首的原管理团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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