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商业航天新故事:天仪研究院押注SAR)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经济观察报记者 王雅洁
2025年底,当“商业航天”概念板块在A股市场上伴随政策东风躁动时,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仪研究院”)悄然完成了其D+轮融资。其新引入的股东名单中,无锡市梁溪科创产业投资基金赫然在列。此刻,距离这家公司于2016年将首颗卫星送入太空,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
正是在这九年间,中国商业航天完成了从政策破冰期的“PPT造星”热潮,向必须证明自身商业可持续性的关键阶段艰难转身。二级市场上,“商业航天”指数在政策利好刺激下大幅波动,相关概念股备受追捧。但喧嚣背后,一级市场的融资逻辑已日趋苛刻,投资者的问题从“能否上天”变成了“何时赚钱”;行业赛道分化加剧,那些缺乏清晰盈利路径的公司正面临出清风险。
在这一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天仪研究院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天仪研究院是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卫星公司之一,切入商业卫星行业后,天仪研究院没有追随喧嚣的“互联网星座蓝图”,而是将业务重心转向“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星座”的自主运营,并将公司的未来押注于此。
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主要围绕卫星互联网、遥感、导航等几大赛道展开激烈竞逐。其中,遥感领域又分化为以拍摄图片为主的光学卫星和以雷达探测为主的SAR卫星。天仪研究院选择的,正是技术门槛更高、玩家更少的SAR细分赛道。这与资本市场上一些业务庞杂或仍处于概念期的“商业航天概念股”形成了鲜明对比――天仪研究院走的是一条高度聚焦于特定数据服务,且已实现从卫星制造到在轨运营全链条验证的路径。
在天仪研究院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任维佳看来,其商业模式从“项目制”向“服务运营”的转型过程,浓缩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所面临的典型命题:技术理想与商业现实的平衡,资本期望与市场成熟度的时差,以及在与“国家队”竞合中寻找独立生存空间的智慧。
关注天仪研究院,正是在关注中国商业航天能否跨越“讲故事”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成熟的命题。星辰大海的征程,最终需要靠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来支撑?
“破窗”
将时间倒拨至十几年前,中国航天的主舞台由“国家队”主导――核心技术、任务规划、发射资源皆集中于两大航天集团和中国科学院。对于民间资本与技术力量而言,“航天”是一个仰望却无法触及的领域。
改变始于2014年。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这份文件如同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在市场中泛起了涟漪。
真正的“政策窗口”在2015年被有力地推开。当年10月,《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正式印发。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规划了由商业资本和市场主体参与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系统建设,从国家顶层设计上为民资进入卫星制造、发射乃至运营服务领域提供了合法性与政策依据。社会力量与市场活力骤然释放。
任维佳回忆,彼时,他在国家航天科研体系内担任重要技术职务,但窗外市场的春潮已清晰可闻。他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历史性机遇正在打开。
与任维佳感受相似的,还有一批拥有深厚航天“血统”的技术人士,他们中有卫星总体设计师,有载荷专家,有承担过数次发射任务的工程师。他们共同的认知是:随着卫星小型化、模块化技术的成熟,以及火箭发射成本的潜在下降空间,面向特定商业与科研需求的微纳卫星市场,存在“国家队”无暇全面顾及,而民间力量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
天仪研究院的创始人杨峰,正是敏锐捕捉到这一“窗口期”的先行者之一。2015年,他决定从北京返回家乡湖南,在长沙高新区开始筹备创业。选择长沙而非航天产业积淀更深的北京、上海,是基于一种务实的生存智慧:控制初创期高昂的运营成本,并寻求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这支创始团队主要来自中科院的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团队。这份“出身”在早期成了他们获取客户信任、与产业链沟通的信用背书。
2016年1月,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天仪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注册成立。该公司的切入点极为审慎,甚至有些“不起眼”:面向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提供微纳卫星的搭载实验和短周期、低成本的空间科学验证服务。这是一个明确且细分的市场,避开了与“国家队”在大型应用卫星领域的直接竞争,但其技术门槛足以构建初期壁垒,且能快速验证团队从设计、研制到协调发射的全流程基础能力,同时也高度契合团队在空间应用领域的固有基因,有利于快速建立局部竞争优势。用任维佳的话说,这是为了先解决“有无问题”。
同年11月10日,天仪研究院的首颗卫星“潇湘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入轨。这颗重量仅8公斤的立方星,成为中国首颗由纯民营企业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科学实验卫星。
那一刻...